第三,中层官员为主。这些人里,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刘禹锡、柳宗元是四五品官,相当于地市级领导。其他人官阶相对较低,但也或多或少有些权力,级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家族在朝中都有一些影响力。
大致相同的出身、大致相近的梦想、大致相仿的学识,让他们言谈甚欢、相见恨晚,逐渐形成了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小团体。他们整日聚会且行踪诡秘,没人知道在做些什么!
一些藩镇大员给他们贴上了“太子党”的标签,也知太子迟早继位,便私下向他们送钱送物用以提前勾兑感情,以备未来之需。
一次,左补阙张正一上疏求见德宗。言官见皇帝,本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因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交情不错,而这两人与王叔文有过矛盾,便怀疑张正一在举报自己。于是让翰林学士韦执谊利用职务之便构陷张正一,称他结交朋党、玩乐宴饮。没多久,张正一被远贬外地,朝廷内外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是得罪了哪位瘟神!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带病在太极殿继位。
他虽无法讲话,也想维持帝王应有尊严,让人在宝座四周拉起帷幕遮挡,里面只有亲信宦官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服侍,所有奏章均需经过他们呈递顺宗。
为了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顺宗诏令王伾、王叔文进驻翰林院参决政务,提任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兼同平章事,即宰相。
自此,这个服务于顺宗的秘书班子开始启动!
遇到奏章,通常先由牛昭容交给李忠言,李忠言再交给王伾,王伾到翰林院找王叔文,王叔文拍板定调、起草诏书,经顺宗同意后,下达中书省由韦执谊承办。
在这一决策链中,他们分工清晰、配合默契。王叔文无疑是大脑,扮演着决策层的角色;韦执谊则是手足,通过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抓好政策的落地执行;而王伾、李忠言、牛昭容则相当于保障决策链顺畅运转的通联人员。
这些原本处在权力外围的边缘人物,一夜之间升格为朝廷的中枢核心,那份获得感、喜悦感、自豪感是根本无法用言语可表述的。
他们由此充满干劲,日夜不停的筹谋策划,利用工作间隙互相吹捧鼓励,自比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一时天下之大,我第一、你第二,再也没有比我们更强的了。
至于提拔谁、重用谁,全凭他们一句话,哪有什么程序可言。那些平素与他们有过交集的人相继进入高位,有时甚至一天同时任命数人。只要这个小团体中有一人承诺“某某可以胜任某职”,不过一到两天时间,命令就下来了。
于是,王叔文他们十余人的家里个个门庭若市。想走王伾、王叔文路子的官员昼夜络绎不绝,乃至顺道带火了他们府宅附近的茶肆酒垆。
王伾本身就是个靠嘴吃饭的弄臣,品行尤为贪劣,竟然把纳贿当成了事业去做,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超大柜子用于存放财物,两口子就睡在上面过瘾。
当然,这个秘书班子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既然掌权,自然也想做出些政绩用以稳固权力。
值得称道的有三件大事:
一是将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贬到通州(四川达州)当长史(佐官,无实权)。李实是皇亲国戚,承袭了祖先道王的名衔。德宗末年,关中地区时常干旱,他作为京城最高行政长官,本可如实反应,减免百姓赋税。他却对德宗说什么“虽然干旱,但禾苗却长得壮实”这样的胡话,结果不仅大灾之年不减租,反而变本加厉的搜刮剥削,用以给德宗进奉。京城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听说他被贬往外地,市井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拿着石头瓦砾等在路旁,准备砸死他。还好,有人透信儿给他,他从小路狼狈出城。
二是撤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不再让宦官负责,仍按原有制度,交由相关部门办理。
五坊小儿是唐时设置于宫中,用于饲养雕、鹘、鹰、鹞、狗的五个坊,各坊中的饲养人员统称五坊小儿。
像围猎这种贵族运动,在不影响百姓生活时原本也无可厚非,但这些五坊小儿却时常借此为害民间,成为京城一大祸害。
他们要么随意游走于街市,用鸟网遮住某个巷口,一旦有人无意碰到,先是一顿暴揍,然后再以惊吓到鸟雀为名强行勒索。
要么三五成群到饭店吃饭,酒足饭饱抹嘴就走。店里伙计如果敢向他们要钱,往往被痛打一顿。更可气的是,他们拿着装满蛇的口袋扔到某个店铺,愣说是诱捕鸟雀用的,让店家替他们养着。店家哪里敢留,只得苦苦哀求,拿钱给物方才作罢。
宫中这两大弊端,顺宗在做太子时就已知晓,因此一登基就安排王叔文他们明令禁止。
三是罢免了一些苛捐杂税。德宗晚年只知捞钱,在春、秋两税之外,又设置了若干课目巧取豪夺,把民间搞得苦不堪言。顺宗登基未满一月,就诏令各地不得再收取苛捐杂税用以进奉。
这三件事情,都与百姓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因此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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