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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1章 德法分歧（第1页）

事实上从两三年前开始，除了一些高精端的制造产业，其余的需要以成本来加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除了向亚洲，主要是华夏转移之外，科洛也接受了不少的产业。

他向华夏所转移的，是像汽车、手机、芯片等需要完整产业链配合，又具备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产业。

而那种初级加工的制造业，则大都转移到了科洛——毕竟相对于华夏，这里的人力成本更低。

同时，随着次贷危机之后，英伦的失业率上升，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英伦员工，被外派到了华夏和科洛。

是的，这种海外外派的员工，因为需要支付海外补贴，所需要的用工成本比在英伦本土要略高。

但考虑到这些员工能够对华夏和科洛本土的员工进行培训，带出更多符合要求的本土员工，这暂时的薪资成本上升，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就像是科洛，目前各个产业中来自于英伦的员工，也都接近2000人了，规模并不小。

也幸好是早在科洛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将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之一了，可能他们年纪稍大的人，能够使用英语的人还不算多，但年轻一代，也都基本已经习惯了使用英语交流了。

毕竟虽然表面上科洛依然将英语和法语同时作为官方语言，但事实上在他们的整个教育系统之中，已经仅仅使用英语进行教学了，法语只是作为一门必学的“外语”——就像是在华夏的学校里面，可以说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教授英语，但一直到大学毕业，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同外国人交流的，比例也并不高。

这就是母语和第一外语的区别。

……

“相信这一次natixis银行同德国商业银行的合并，会成为法国和德国在金融领域合作的典范……”

目前艾希莉·韦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促成natixis银行对德国商业银行的收购，因此即便是她此时已经怀有近六个月的身孕，依然在拉加德来到德国推动natixis银行对德国商业银行收购的事情的同时，亲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代表私下进行了会面。

她向对方说道：

“应对欧债危机是我们两国非常重要的工作，必须要进行密切的合作，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奥朗德总统的一些举措，可能稍稍显得不合时宜，但我相信他的这些举措主要是为了兑现竞选的承诺，但现实会让他做出改变的……”

艾希莉·韦伯的身份，不止是natixis银行的控股方威廉-韦伯资本的董事长，并且还是法国政治家族的成员——奥朗德本人都同韦伯家族的关系匪浅，这也是这一次她来到德国，默克尔专门让自己的秘书代她来同对方见面的原因。

之前就说起过，法国在萨科齐时期，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有关欧债危机问题的处理上还是比较有默契的。

但在今年四月份法国大选的时候，因为奥朗德当时有关法国同欧盟以及欧元区的一些言论，德国方面对奥朗德当选后德法合作的前景产生了疑虑。

在政治光谱的划分中，奥朗德代表的是法国左派，而默克尔的执政理念则是代表右派，在奥朗德上台之后，法德两国的执政党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这种理念的不同，并不利于双方的合作，或者说至少很难像萨科齐一般的默契合作。

即便是奥朗德在就任法国总统之后，当即先去往德国进行访问，两国都在竭力维系“法德同盟”的友好关系……

但是，经济理念的不同导致两国之间在之后持续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在德国很多人士看来，奥朗德为了履行竞选承诺，采取了一系列不利于提升法国经济竞争力的措施，最终会害了法国，也会殃及欧盟。

就比如法国《费加罗报》称，德国政府尤其担心，奥朗德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欧盟国家实施结构性改革和严格预算纪律的活力。

并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在一次以欧盟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毫不客气地对奥朗德上任后的经济政策进行指责。

施罗德认为，目前的法国就像2003年的德国——德国在当时处于非常恶劣的经济环境，被称为“欧洲病人”，施罗德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让德国走出了困境。

施罗德提醒奥朗德说：

“法国总统的竞选承诺，最终会在经济现实的墙上撞得粉碎。”

施罗德认为，奥朗德在就任之后将部分法国工作人口的退休年龄由62岁提前到60岁，这是一个“不良信号”，法国政府没有财力支撑这一措施。

他还认为，奥朗德为了实现减赤目标，一味增加税收，这不仅会造成法国资本的外流，也会导致法国就业市场的崩溃。

“只要向外界发出两三个错误信号，我们的法国朋友就会面临残酷的现实”。

对此，法国《费加罗报》评价说，施罗德高声说出了默克尔政府人员不敢公开表达的担忧。

当法国媒体要求德国总理府和部委官员公开评价法国经济形势时，往往会遭到拒绝。

但是，一些德国官员仍然会在私下表达自己对法国经济形势的担忧。

例如，一名德国政府高层官员私下表示：

“《图片报》有些夸张。法国既不是希腊，也不是西班牙，也不是意大利。但是，法国的情况让人担忧。”

这名官员认为，法国的邻国都在进行勇敢的经济结构改革，奥朗德在意识形态上与这些邻国相比显得孤立。

对德国政府影响力最大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奥朗德大幅提高税收，却在减少开支方面“过于害羞”，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国经济窒息并增加失业。

他们认为，只有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严格的预算纪律，才能给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积极影响。

德国的经济学家们给奥朗德开出了一系列摆脱经济困境的“良丹妙药”：

降低工资成本、废除35小时工作制、推动竞争、降低税收、改革退休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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