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他们的钱不是白给的。有时候,洗了一花天以后,我还得找个男人为孩子们挣点吃的。”
“你有几个孩子,克里斯廷?”
“五个。我肚里又有一个了。”
“你丈夫死了?”
“孩子的爸爸都是陌生人。”
“生活不好过把。是吗?”
她耸耸肩。“他妈的。矿工不能因为可能送命而拒绝下井,他能吗?”
“不能。你可知道其中有一个的父亲是谁吗?”
“只晓得第一个五八蛋。我从来不问他们的姓名。”
“那你现在肚里的一个呢?”
“嗯,我也说不准。那时我没有力气洗,所以常在街上。这无所谓。”
“再来杯酒吗?”
“一杯社松子苦艾酒。”她的手伸进行包,摸出一段黑雪茄烟蒂,点着了火。“你看上去运气不怎么好,”她说。“你卖掉过画吗?”
“没有,我不过刚刚开始。”
“你开始得太晚了一点吧。”
“我三十岁。”
“你看上去有四十岁。那你靠什么过话呢?”
“我弟弟寄给我一点钱。”
“嗯,那也不比洗衣服坏呀。”
“你和谁住在一起,克里斯经?”
“我们都住在我妈家。”
“她知道你上街吗?”
那女人大笑起来,但一点也不高兴。“他妈的,是她叫我去的,他一生就干这个。他就是那样生下我和我的兄弟。”
“你兄弟干什么?”
“他在屋里弄了个女人。他替她拉皮条。”
“那对你的五个孩子不会有好影响。”
“没有关系。有朝一日他们全会干这一行的。”
“都是甜酒在起作用,是吗,克里斯经?”
“我就是哭也没有用。我能再来一杯柱松子苦艾酒吗?你的手怎么搞的?黑了一大块。”
“烧伤的。”
“嗅,一定伤得厉害吧。”她温柔地捧起他的手。
“不,克里斯廷,没有什么。我是故意的。”
她放下他的手。“你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没有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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