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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五十年代时，出现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觉醒运动，建立太平天国。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变法觉醒运动。但他们都被守旧的冥顽势力击败。本世纪结束时，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亡在旦夕。

一　　官逼民反（下）

上世纪（十八）的两大民变，白莲教的反抗历时九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历时十二年，到本世纪（十九）一八○六年，先后被清政府的高压手段敉平。

两大民变虽然失败，但政治腐烂已深，贪污和冤狱手段已成为官员们的正常发财途径。清政府在艰苦的军事镇压取得胜利后，鼓舞了控制局势的信心，认为得到教训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应该从血的教训中了解叛变必死，谋反必亡，抗暴必被扑灭。所以清政府本身丝毫没有改革，贪污和冤狱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残忍。新的群众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发。前半世纪五十年间几件重要的民变，列如下表：

我们选择林清跟张格尔二人作代表，加以说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领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莲教，当白莲教被迫不能露面时，林清就用天理教现身。这位冒险家有一个气魄恢宏的惊人计划，准备一举攻陷皇宫，占领北京。另一位领袖李文成，则在河南滑县发动群众暴动，组成武装部队北伐呼应。这个计划最大胆的一点是，它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准备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领群众进攻皇宫，不幸失败。李文成在暴动前夕被人检举，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双腿折断。他的部下仓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败的缘故，最后也告失败，滑县城内二万汉人居民，全数被清政府屠杀。

张格尔是上世纪（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孙儿。清政府官员的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维吾尔人处境比内地的汉人更为绝望。他们大批向西逃亡，越过葱领（帕米尔高原），投奔同种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语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浩罕对他们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为愤怒。

事变的触发人物是清政府派驻回部的行政长官（参赞大臣）斌静，这位满洲赃官把维吾尔人当作畜牲一样看待，一八○二年，张格尔在浩罕王国军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数城市，但他显然缺少担任这种伟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英雄才能，他还没有把满洲人的势力完全驱逐出境，就急忙于专心从事内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终掌握着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据点阿克苏城。

张格尔政权只有八年寿命，八年后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张格尔被他的部属出卖，呈献给清政府。当时皇帝旻宁（禺页琰的儿子）教人把张格尔送到北京，他要亲自询问他叛变的原因。高级官员们———一群贪污蠹虫，立即想到上世纪（十八）（禺页）琰亲自审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张格尔也在皇帝面前揭发他们种种的贪暴罪行，就用一种毒药灌到张格尔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烂，不能言语。当他装在铁笼之中，经过三千公里的长途跋涉，被送到旻宁面前时，口吐着白沫，痛苦万分。旻宁问他的话，他无法作答。旻宁比他老爹还要低能，他根本无意、也无力弄清楚这场事变的真象，所以他并没有把张格尔放出铁笼，教他用笔写出来，也没有追究张格尔何以喑哑如此。张格尔跟王三槐一样，受到磔刑。

我们列表只到四十年代为止，并不是以后再没有民变，而是五十年代之后，民变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国、捻军、回教徒、阿古柏汗国，比起林清、张格尔，要升高百倍，我们将逐项叙述。

二　　中国与西洋的畸形关系

在中国民变沸腾声中，西洋（欧洲，以及后起之秀的美洲）各国悄悄的在这个大黑暗国家的门口出现，要求通商贸易。

回顾双方面的关系是不愉快的。

中国文明在大黑暗时代之前，远超过西洋。十三世纪马可波罗眼中，中国简直遍地黄金。可是十四世纪明政府采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时代开始，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深闭固拒，中国遂跟西洋隔绝，远落在西洋之后。

欧洲在十五世纪发生剧烈变化，西班牙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发现绕道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线。各国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陆续向东方发展，葡萄牙商船队于十六世纪一五一七年，抵达广州。六十年后的一五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抵达澳门，并于一五八三年，进入较为接近腹地的肇庆（广东肇庆）传教。

因为隔绝太久的缘故，中国人对外国，尤其是欧洲，可以说一无所知。当利玛窦于十六世纪最后一年（一五九九）到达北京，求见当时断头政治皇帝朱诩钧时，政府高级官员在记载典章制度的《会典》书籍上，查不出有意大利这个地方，就坚决否认世界上有意大利的存在，幸而《会典》上载有大西洋国，于是利玛窦只好承认他就是大西洋国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队在中国有很好的收获，初次到广州四十年后的十六世纪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凉的小小澳门半岛，划给葡萄牙，作为西洋各国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门太过于狭小了，显然无法成为商业中心，他们要求进入南中国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广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纪收复台湾，不再受海上威胁之后，才于一六八五年，开放广州作为商埠。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的商船队和商人，汹涌而至。不过这时候的中国已非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西洋也非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洋，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各怀着跟对方相异的观念和相异的价值标准。

对于西洋的通商贸易，中国所表现的是一种怜恤的态度。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一切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国的产品。尤其是一些邻国的文化程度相当落后，面积又小人口又少，中国不仅是万王之王的天朝上国，而且也是物产丰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因小国林立而产生的狭隘的国家观念，更没有西洋那种因同样因素而产生的贸易观念。只有对藩属国和进贡国，中国必须负起宗主国的责任，才准许他们前来中国贸易。如果他们对中国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绝中国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国的逃犯之类，中国即停止贸易，作为一种惩罚，这惩罚通常都会使对方屈服。

中国对西洋的白种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犹如白种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离奇的印象一样。虽然中国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见过欧洲人，并跟他们打过交道做过生意，但这少数人并下能改变大多数人的意见，上自皇帝和统治阶级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摆地摊的穷苦小民。他们都坚信西洋人是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民族，鼻子特别巨大，皮肤像死人一样的苍白，长着猫一样奇怪颜色的眼睛，胡子跟眉毛都是红色的，脚长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发出一种奇臭。这种长相已够使中国人惊骇失措了，更可怕的事还有：英国王位竟可以由女儿继承，女王逝世后，再由女王的子女继承，这种改姓乱统的现象，使一向提倡忠于一姓，提倡宗法正统的儒家系统的知识分子，认为英国显然是无父无君的蛮夷之邦。而法国国王长发披肩，常常烹食儿童，显然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活妖精。俄国女皇更糟，经常更换情夫，几个月或一年，就把情夫砍头，再换一个接替，也属于人妖之类。根据这些认定，中国悲哀地发现，西洋人跟犬羊没有分别，具有犬羊特有的性格，不知道礼义廉耻仁义道德是何物。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中国人更进一步的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雍塞。所以西洋人宴客时，最贵重的食品，莫过于大黄，即令最贫苦的人家，也都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用舌头去舐一舐，或用鼻子去嗅一嗅。而大黄和茶叶，只有中国才出产，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致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

最初，西洋商人对东方庞然大物的中国，深怀敬畏，奉命唯谨，并不在乎做出低三下四丧失尊严的事。以跪拜礼来说，这个在以后不断因它而闹僵的最尊敬的礼节，西洋人开始时完全顺从。一六三七年，英国贸易团代表约翰威特，到了当时还没有辟为商埠的广州，就用双膝着地的跪拜礼，晋见中国官员。一六五五年，荷兰使节戈义尔，晋见中国皇帝福临，也行三跪九叩重礼。上世纪（十八）一七二七年，葡萄牙使节亚勒散，晋见中国皇帝胤礻真，同样下跪。不仅如此，西洋人自己不争气，他们互相排挤，互相使用丑陋的手段，向中国官员打小报告，甚至诬陷倾害对方，目的只在博取中国的欢心，以谋取多赚几个钱。中国官员高高在上，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瞧得起。

广州既辟为商埠，西洋商人获准进入广州，中国称他们为“夷商”，对他们有很多限制，诸如：夷商必须住在他们自己的“商馆”之内，不准跟中国人接触，一切由中国商人组织的“洋行”（代理店）代理。夷商把货物全部交给洋行，由洋行付给货款。

——这仍是古老的传统制度；回溯十六世纪激起倭寇事件的“市舶司”，对“洋行”就可有一个概念。不过市舶司是政府经营，洋行是商人经营。

上世纪（十八）一七五九年，中国清政府颁布了一项对西洋商人的管制条例，有下列重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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