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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1942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后来经过整风,母亲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当晚,路扬就找到母亲,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

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母亲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

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

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8。写《青春之歌》前夕(3)

路扬失望地走了。

到了1951年9月,母亲忽然收到了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这使母亲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他在信中说,他现在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不融洽。他们俩个性、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母亲爱吃零食,父亲一点不吃。母亲一到了隆福寺,总要买两大碗羊双肠,可父亲闻着这味,却要掩鼻。母亲有小资情调,多愁善感,父亲严肃沉稳,很少激动。母亲喜欢文艺,父亲却毫无兴趣,对母亲写的东西看也不看。

据母亲的日记记载:有一次,母亲对父亲说:我现在发现了犯病的规律。

父亲把脖子一扬,满脸不高兴地说:又是什么规律,规律一年了……母亲十分气愤,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朋友,邻居!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还谈什么爱人民!

母亲觉得父亲对她漠不关心。她在1951年10月22日日记中叹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的远远的。

9。动笔写《青春之歌》(1)

我是1951年4月16日被母亲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有一个屏风挡着床,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母亲与路扬恢通信复联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又引起了母亲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她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些欣慰和满足。她和他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现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母亲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本想和他一刀两断,不再联系。但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亲的信,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母亲就跟他通起了信。

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但根据母亲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时,曾和路扬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母亲已经结婚,路扬还没有结婚。母亲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

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母亲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组织疗法之后,不想再做了。因为每做一天,要难过好多天,什么也干不了。

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因为天天忙着写作,她不怎么记日记了,担心写日记要夺去写作的精力。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成一摊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

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已写了7万5千字。她似乎和保尔抱有同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的生命快到头了,必须抓紧时间把作品写出来,做一点有益于革命的事。

她的身体依旧时不时地捣乱。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声。在深夜中,一个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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