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文中所描述过的那种戏剧性的方式赎了自己罪愆的安东尼奥这个人物(这与我们的国民诗人笔下的同名剧中人物毫无关系),就不去提了。另一方面,他或许只不过是在那里瞎吹一通。如果是这样,倒还情有可原,因为任何一个老水手要是曾经跨越大洋航行过,一旦遇上地地道道的傻瓜,即都柏林居民,就像那些等着听外国奇闻的马车夫,都会情不自禁地吹起牛来,说什么“赫斯佩勒斯”号三桅纵帆船啦,等等。归根结蒂,一个人关于自己所说的瞎话,同旁人对他所编造的弥天大谎相比之下,恐怕就算不上什么了。
“你听着,我并非说那一切都纯粹是虚构的,”他继续说,“那样的场面虽然并不常见,偶尔还是会遇到的。巨人极为罕见,难得地碰上一次。还有侏儒女工玛塞拉。被叫作阿兹特克人的,我倒是在亨利街的蜡像馆里亲眼看见过几个。他们蜷着腿坐在那儿。你即便给他们钱,他们也伸不直腿,因为这儿的腱——你瞧,”他为伙伴简单地比划了一下,“或者你随便怎么叫吧,反正是在右膝关节后边——完全不灵啦。这都是被当作神来崇拜,长年那样蜷腿坐着造成的。这儿又是个单纯的灵魂的例子喽。”
然而布卢姆先生又把话题扯回到朋友辛伯达那可怕的历险上去。(辛伯达使他多少联想到路德维希——别名莱德维希。当迈克尔·冈恩经营欢乐剧场时,路德维希主演《漂泊的荷兰人》获得巨大成功,爱慕他的观众蜂拥而至,个个都只是为了听听他的声音。尽管不论是不是幽灵船,一旦搬上舞台,就跟火车一样,通常会变得有点儿单调了。)他承认那位水手所讲的本质上没有什么相互矛盾的地方。相反地,从背后捅一刀倒颇像是意大利佬的手法。不过,他仍然愿意坦率地承认,库姆街附近的小意大利那些卖各种炸土豆片的自不用说,还有卖冰淇淋的和卖炸鱼的,也都不喝酒,是些勤勤恳恳、省吃俭用的人们。不过,他们也许太喜欢趁着夜间随手乱逮属于旁人的有益无害的猫族了。还把他或者她那不可或缺的大蒜抄了来,好在第二天人不知鬼不晓地饱餐一顿带汁的佳肴,并且还说:“来得真便宜。”
“就拿西班牙人来说吧,”他接下去说,“他们容易感情用事,像魔鬼一样急躁,动辄就用私刑,拔出下腹部所佩尖刀嗖的一下就清算你的一生。这都是那炎热的气候所造成的。说起来,我内人就是个西班牙人,那就是说,有一半西班牙血统。实际上,只要她愿意,她眼下就能够取得西班牙国籍,因为她出生于西班牙(就法律而言),即直布罗陀。她是西班牙型的。肤色浅黑,头发是通常那种黑色,眼珠子乌黑。我确实相信人的性格决定于气候。所以我才问,你是不是曾用意大利语写过诗。”
“门外头那帮暴躁的家伙,”斯蒂芬插嘴道,“为了十先令发起火来了。罗伯特偷了他的东西。”
“可不是嘛,”布卢姆先生表示同意。
“而且,”斯蒂芬直勾勾地望着,对自己或不知在哪儿的某个听着的人说,“我们还有但丁的急性子和与之形成等腰三角形的他所爱上的波蒂纳利小姐,还有伦纳德和托马索·马斯蒂诺。”
“这是血统的关系,”布卢姆先生紧接着说,“一切都受到太阳之血的洗涤。真是个巧合,就在咱们今天相遇——假若那说得上是相遇的话——之前,我刚好在基尔代尔街博物馆观看那儿的古代雕像来着。臀部啦,胸脯啦,都匀称极啦。在此地你简直碰不见那样的女人。兴许这儿那儿,偶尔有个例外。标致,对,你会发现她在某一点上好看,然而我指的是女人的整个体态。除此而外,她们大多对服装都没有什么审美力。不论谁怎么说,反正服装是能大大增加女人的天生丽质的。皱皱巴巴的长统袜——这也许是我的弱点,反正我最厌恶的就是这个。”
然而座中人的兴趣开始淡了下来,其他人就聊起海上的事故来,诸如船在雾中失踪或撞到冰山上等等。当然喽,船老大也有其独特话题。他说:他曾多次绕过好望角,在中国海上还战胜过一种风——季节风。他说,在海上遇到所有那些危险时,他始终得到了一样东西的保护(他用的或诗是类似的字眼):一枚避灾徽章,使他幸存下来。
随后,话题又转到船只因触到当特暗礁遭难的事件上去了。失事的是那艘倒媚的挪威三桅帆船——一时谁都记不起它的名字了。那个长得确实像亨利·坎贝尔的水手终于想起来了,船名“凡尔默”号,是在布特尔斯汤岸滩触的礁,成了当年全城人的话题——艾伯特·威廉·奎尔还以此为题替《爱尔兰时报》写了一首富于独创性的极出色的佳作。碎浪花冲刷着船身,成群的人们聚在海岸上,一片混乱,一个个吓得呆立在那里。又有人提起,闷热潮湿的一天,天鹅海港的“凯恩斯夫人”号轮船被同一航线上迎面驶来的“莫纳”号撞沉,谁也不曾给他们任何援助,全体船员丧生。“莫纳”号船长说,他担心自己这艘船的缓冲舱壁会垮掉。底层仓里好像并没进水。
这时出了一件事。水手需要扬帆了,便离开了自己的坐位。
“伙计,让俺从你的船头横过去,”他对旁边那个正安详地悄悄打着盹儿的人说。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拙笨地慢慢走向门口,迈下马车棚外只有一磴的台阶,朝左边拐去。当他刚站起来时,布卢姆先生曾注意到,他两边兜里各露出一瓶看来是水手们喝的那种朗姆酒,为的是暗地里灌进他那灼热的胃。布卢姆先生瞧见他这会儿正四下里打量,并从兜里掏出一只瓶子,拔开或是拧开塞子,将瓶口对准嘴唇,咕嘟咕嘟地痛饮了一通,津津有味。布卢姆简直克制不住自己了。他机警地怀疑,这个老手兴许是被女人这一对抗物所吸引而出去做了一番军事演习的。然而这时那个女人实际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定睛一看,才勉强辨认出那个灌了一肚子朗姆酒、精神随之而振的水手,正毋宁说是出神地仰望着环行线的陆桥桥墩和纵梁。当然自从他最后一次踏访,这里已大大地改建,面目一新了。看不见形影的某人或某些人把男子小便池指给他看,那是卫生委员会为了卫生而到处盖起来的。但是,过了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显然是对小便池敬而远之的水手,竟就近方便起来。他那泡舱底污水撒了好一阵子,看来迸溅到地上的声音随即惊醒了拴在那排待雇马车中一辆车上的一匹马。
醒过来后,一只马蹄好歹找到新的立足点,挽具丁零当啷直响。岗亭里,跟前正燃着一盆焦炭的那位市政府守夜人被吵着了。他衰弱已极,眼看就要垮了。他不是别人,原来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冈穆利。如今他实际上是靠教区的救济金过日子。过去认识他的帕特·托宾,十之八九是出于人道的动机,安排他在这儿当上个临时工。他在岗亭里翻来复去,来回改变姿势,最后才把四肢安顿在睡神的怀抱之中。他现在的境遇无比恶劣,真是令人惊异。他本有着最体面的亲戚,生来习惯于优裕舒适的家庭环境,一度曾挣过一百英镑年薪。当然喽,这个双料傻瓜竟把钱挥霍殆尽。多次狂欢作乐,如今是穷途末路,一文不名了。不用说,他是个酒徒,假若——不过,这可是个大大的“假若”——他能设法戒掉这一特殊嗜好的话,他蛮可以在一项巨大事业上获得成功呢。这又是一个教训。
这当儿,在座的人们都高声为爱尔兰海运业的一蹶不振而表示痛惜。不论沿岸航线还是外国航线都一样,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帕尔格雷夫…墨菲的一艘船从亚历山德拉船坞的下水台被送了出去,而那是今年唯一新造的船。果不其然,港口比比皆是,遗憾的是入港的船却一艘也没有。
老板说,这是由于船接连失事的关系。他显然是个知情人。
他所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那艘船竟撞在戈尔韦湾内唯一的岩礁上了呢?而一个姓沃辛顿还是什么的先生,不是刚刚提出戈尔韦港计划吗?他建议他们去问一下那艘船的船长——利弗航线的约翰。利弗船长,为了那天的工作,英国政府究竟给了他多少贿赂。
“我说得对吗,船老大?”他向那个悄悄地喝了一通,并另外干了点什么之后正走回来的水手问道。
那位大人物正把传入耳中那歌词的只言片语荒腔走调地低吼成水手起锚的调调。虽然整个旋律的音程都偏离了一两个音,可劲头却来得十足。布卢姆先生耳朵尖,此刻听见他好像正在把板烟(确实是板烟)吐出去。那么,当他喝酒啦解小手啦的时候,想必是把它攥在手心里的。灌下那流质火焰后,嘴里有点发酸。不管怎样,他总算成功地放水兼注水了一通,然后又滚了进来,把酒宴的气氛带到夜会中,像个真正的船上厨师的儿子那样吵吵闹闹地唱道:
饼干硬得赛黄铜,
牛肉咸得像罗得老婆的屁股。
哦,约翰尼·利弗!
约翰尼·利弗,哦!
为此感叹了一番之后,这位不容轻视的人物就登场了,回到自己的席位,与其说是坐,毋宁说是重重地沉落到为自己安排的坐位上。
“剥山羊皮”——假定就是那位老板——显然是别有用心。他以色厉内荏的申斥口吻,就爱尔兰的天然资源问题什么的,发泄了一通牢骚。他在一席冗长的论说中描述爱尔兰是天主的地球上无与伦比的富饶国家,远远超过英国,煤炭产量丰富,每年出口的猪肉价值六百万英镑,黄油和鸡蛋则共达一千万英镑。但是英国却向爱尔兰的穷苦人民横征暴敛,强迫他们付出惊人的巨款,并把市场上最好的肉掠夺一空。另外还说了不少诸如此类夸张的话。接着,他们的谈话就转到一般的话题上,大家一致同意这是事实。“任何东西都能在爱尔兰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他说,“在纳文”,埃弗拉德上校还栽培出烟草来呢。难道在任何地方能找到比得上爱尔兰所产的熏猪肉吗?但是靠犯罪行为取得的不义之财不论多么庞大,“他用渐强音蛮有把握地说——并垄断了座中的谈话——”强大的英国总有一天必然会遭到报应。破灭的日子终会到来,而且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破灭。他断言德国人和日本佬也会俟机而动。布尔人造成了结局的开端。英国徒有其表,已经摇摇欲坠了,最后会崩溃在爱尔兰手里。爱尔兰将是它的‘阿戏留的脚踵’。“他又就希腊英雄阿戏留那易受伤害的部位为他们做了一番解释。由于他隔着靴子指了指腱在哪儿,就完全吸引了听众的注意,从而大家也立即恍然大悟了。他奉劝每个爱尔兰人说:留在你出生的地方,为爱尔兰而工作,为爱尔兰而生活。巴涅尔说过:爱尔兰连她的一个儿子也舍不得撒手。
周围的沉默标志着他的终曲。那位冷漠的航海者听了这些悲惨的信息,泰然自若。
“可没那么容易呀,”方才这番老生常谈显然多少惹恼了这位粗鲁朴直的汉子,他就回了这么一句。
老板被泼了一盆冷水,在崩溃等等问题上让了步,但依然坚持他的基本见解。
“陆军里最优秀的部队是哪几支?”头发灰白的老兵愤愤地问道,“跳得最高最远和跑得最快的呢?还有最优秀的海军上将和陆军上将呢?告诉俺呀。”
“要选就选爱尔兰人呗,”除了脸上的一些缺点,长得挺像坎贝尔的马车夫说。
“说得对,”老水手证实道,“笃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那是咱们帝国的栋梁。你认识吉姆·马林斯吗?”
老板像对每一个人一样,随他去发表个人的意见,然而他又补充说,他对任何帝国都毫无好感,不管是我们的也罢,他的也罢。他并且还认为,没有一个为帝国服务的爱尔兰人不是吃白饭的。接着他们又恶语相加,火气越来越大。不消说,双方都争取听众站在自己这一边。但是只要他们两个人还没有互骂,以致大打出手,听者就都只是饶有兴味地观望这场舌战而已。
根据经年累月的内幕消息,布卢姆先生颇倾向于把上述见解看作是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嗤之以鼻;因为姑且不论他是否衷心企盼那样一种结局,对这一事实他总是了如指掌:除非海峡对岸的那些邻人远比他所设想的还要愚蠢,否则与其认为他们在显示实力,毋宁说是藏而不露。这种见解就跟一部分人所持的那种再过一亿年,爱尔兰岛的姐妹岛不列颠岛的煤层就将被挖掘一空这一堂吉诃德式的看法如出一辙。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形势的发展果如所料,关于这个问题他个人至多也只能说:在这之前会接连发生无数偶然事件,对于引发这一结局将同样有着关连;尽管两国之间的分歧大得简直是南辕北辙,眼下总还是以竭力相互利用为宜。另外一个有趣的小问题(打个通俗的比方,犹如妓女和扫烟囱小伙子相好)就是爱尔兰兵替英国打仗的次数和与英国敌对的次数一样多,老实说,前者还更多一些。事到如今,又何苦来呢?这两个人,一方领有特准卖酒的执照,据传说是(或曾经是)有名的“常胜军”菲茨哈里斯;另一方显而易见是个冒牌货。双方的这场吵闹,尽管旁人丝毫并未察觉其中的花招,然而他作为一名旁观者,又身为人类心理的研究家,不由得强烈地感到,如果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话,那就与好计没有什么两样了。至于这个承租人也罢,店老板也罢,多半压根儿就不是另外那个人,他(布卢姆)理所当然地不禁感到,除非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头号大笨蛋,否则就绝不要去理睬这号人。在私生活中订下一条金科玉律,绝不跟他们打任何交道,更不要牵涉到其阴谋诡计中去。因为总会有偶尔冒出个达尼曼前来行骗的可能性,像丹尼斯或彼得·凯里那样,在女王——不,现在是国王——的法庭上供出对同犯不利的证据。这种事单是想想就令人厌恶。此外,他从原则上就讨厌那种为非作歹、罪恶累累的生涯。犯罪倾向从来不曾以任何形状或形式在他内心里萌生过(尽管仍不改初衷),然而对这个基于政治信念,真正拿出勇气举刀——白晃晃的刀——的人,他的确还是怀着一腔敬慕之情,但是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决不愿意参与进去的,这跟他不愿意被卷进南国那种由于情爱而引起的族间仇杀案中去是一样的。要么拥有她,要么就为她而上绞架——这种时候,通常都是丈夫为了妻子跟那个幸运男子之间的关系(丈夫曾派人监视那两个人的行动),跟她争吵了几句。他所膜拜的人儿竟在婚后与人私通,结果,他用刀子把她砍伤致死。这时他忽然想起绰号“剥山羊皮”的菲茨,只不过曾经替伤害事件的真凶赶过一辆马车而已。倘若他所听到的话属实,菲茨并没有实际参加那场伏击。事实上,司法界一位权威就是这么替他辩护的,从而救了他一命。不管怎样,而今这已成了古老的故事,至于我们这位冒牌的“什么皮”,显然活得太长,早已不再为世人所垂青了。他本该寿终正寝,或者上高高的绞刑架呢。就像女演员一样,老说这是告别演出——绝对是最后一场——接着又笑眯眯地重新登台。这当然是天性喽,落落大方得过了头,完全不懂得节制什么的,总是扑过去咬骨头影儿。同样地,他极其机敏地猜到约翰尼·利弗在码头一带徘徊的时候,想必在“老爱尔兰”酒店的融洽气氛下唱起《回到爱琳来》等曲调,散了些财。至于另外一些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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