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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冲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布着无数小岛,海面看起来不如我想象中那样辽阔无边,而是被隔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区域。我问身边一位穿蓝色制服的高个子船员:

“哪艘是开往长涂岛的?”

他朝停泊在左边的那艘白色轮船指了指。我走过去,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先生彬彬有礼地欢迎我,领我走进船舱。

“到上面去坐吧,可以看录像。”先生很和气。

“在哪里买票?”我问。

“你在那里坐着,我们会把票送到你手里的。”先生说。

我顺着先生的指点走上楼梯,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悠闲地观看窗外的海景。光秃秃的岛屿散布在海面上,使大海显得越发荒凉。海水把船舱映得亮堂堂的,座位的靠背套着洁白的罩子,整个舱房既洁净又明亮,暖气开得很足。

船在轻轻摇晃,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走下楼梯,回到码头上,呼吸着新鲜的凉飕飕的空气。那位先生朝我走过来,说: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把窗户打开吧。”

我回到船舱,把窗户打开。窗外吹进来的风是苦的。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象着轮船到达长涂岛时的情形。不知不觉中船离开了码头,驶进了黄色泥浆般的大海。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目的地。走上码头,我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黄书记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让镇文化站的两位女干事在镇政府等我。黄包车载着我在镇政府办公楼前停下时,她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黄包车夫载着我们离开镇政府,上了小镇狭窄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大约有两平方公里。它的前方是一条光秃秃的山峦,村庄像裸露的岩石一样静静地蜇伏在山脚下。田野后面就是这个低矮的小镇,它把田野与大海阻隔开了。站在田野上,你感觉这是内陆,而不是一座面积仅十平方公里的偏远海岛,你看不到作物,看不到飞鸟,只能看得到丛生的没膝的野草,那条笔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小路边上兀立着几棵碗口粗的树木,树叶早就掉落光了。田野中心有一座孤零零的砖头平房,黄书记就在那平房里面。

平房前面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一辆小面包。他们正在此地大摆宴席,庆祝伟大的“长涂镇星火合作农场”成立。老远我就听见从房子里传出的觥筹交错的声音,离得近了才看见有许多黑乎乎的脑袋在飞舞。平房一共三间,左边是厨房,五六位系围裙的妇女在清洗、掌勺、跑堂;中间是办公室,门口摆着几条凳子,几名黑脸汉子悠闲地坐在那里;右边是临时餐厅,摆着三张圆桌,团团围坐着油头油嘴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挥舞着筷子和酒杯。黄书记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

“先吃中饭吧。”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给你添麻烦了。”我在他身后说。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他端了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边,让我坐下。酒宴刚进行到一半。桌面上堆满了吃剩的蟹壳和鱼骨头。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冬瓜茶,说:

“多吃点。”

“不客气。”我说。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没听见,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是拿起一个酒瓶,一声不吭地给坐在他另一侧的几位来客加酒。——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上头来的老爷,其中那位谢顶、脸孔白净、皮肤细嫩、脑满肠肥的中年人是岱山县的一位头面人物。

黄书记是阿坚的好友,年龄三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偏瘦,脸庞长而黑,没什么表情,整个人显得敦厚、木讷,仿佛海中的一块礁石,身上有一种不平常的与生俱来的承受力。他向旁边的老爷们频频敬酒,把切开的螃蟹一块块地夹进他们面前的碗里,然后顺便招呼我“多吃点”。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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