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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就在那个时候,蔡天新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这篇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章像一束强烈的光线,它告诉人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刚刚告别童年时代的蔡天新被刺醒了,他灵魂中沉睡的部分被激活了,他觉得他应该走陈景润这样的路。1978年,他参加高考,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山东大学数学系”,并被录取了。

哪怕在今天,蔡天新那种说做就做的性格也要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头脑发热的。不过,它反映出了蔡天新身上某种异常热烈的气质,日后这些气质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们将会是非常显眼的,而且与陈景润、杨乐他们截然不同。

蔡天新成了一名少年大学生,他从家乡黄岩出发,走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学的是控制论专业,这与他日后的研究方向——数论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这时候他已确立了要成为一位数学家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努力。少年人的习性使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散漫无序,上课思想经常开小差,课外疯玩足球。他是那样的小,以致回家的时候连火车都挤不上。于是他就立在站台上哭泣。列车员查看了他的学生证,打电话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让一位十五岁的男孩独自乘火车回家。列车员在电话中没提男孩的名字,数学系领导通过查找,怀疑是蔡天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向蔡天新问起这件事,但是蔡天新否认了。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冬泳队。假日里四处游玩。也许是与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他都踽踽独行,眼睛里充满着青春期的忧郁。他的头发有三分之一变白了。到大学毕业,他连班里谁与谁恋爱都不知道。

他的少年天才很快就被发现了。大学二年级,他被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的助手看中,加入了从全系挑选出来的20名学生组成的小班,由潘承洞开小灶学习数论。20名学生不断筛选,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四名,不久又只剩下了两名,经过考试,这两名学生成了潘承洞的硕士研究生,蔡天新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蔡天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一类数论的均值估计》,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它将当代数学大师Pall Erdos的工作作了实质性的改进和拓展,被收入美国数学会的《当代数学》丛书第77卷。1987年,蔡天新在潘承洞院士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毕业了,蔡天新返回了家乡浙江,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担任一名年轻教师。这时候的蔡天新黑黑壮壮,满脸络腮胡子,但是他依然是柔弱的。对于这个社会,他仍然知之甚少。虽然在十五岁上大学那年,他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旅游,几乎在所有的假期里他都要出门远行。大学毕业时,他的足迹已遍布中国22个省,单单北京就去了七次。但这种旅游充满着少年人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内心的冲动和对自然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旅行是偏执而虚幻的。只有当他回到杭州并且成为一名必须自己谋生的教师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他得谋生,得设法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得面临爱情,而爱情的连锁反应是婚姻,最棘手的是如何对付周围的人群。这一切都是新问题,大学时代随心所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蔡天新博士显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照样一意孤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势必会惹出麻烦,被人议论。这给他带来苦恼。

数学研究在继续,在学校分配给他的那间14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他认真研究着整数特别是自然数的性质,他相继完成了《数的几何》《指数和估计》《相邻素数差》《多项式表素数》《任意数域上理想集中的加性函数》等重要论文,它们发表在国内外一些重要刊物上。他的工作保持着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被前数学学会王元院士誉为“很有实力的年轻的数论学家”。他开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和浙江省自然科学等多项基金。

如果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蔡天新博士将会成为一位很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张广厚以及他的导师潘承洞将是他的楷模。但是蔡天新不是这样。他灵魂中的热烈部分在环境的刺激下又燃烧起来了,而数学需要冷静与理智,他的情感需求比常人更加强烈。

他开始迷恋上了跳舞,这可能是对学生时代生活的补偿。虽然他的舞姿不算优美,但他的许多即兴舞蹈,诸如四步舞、拉手舞等倒是令人耳目一新,这也体现了他个性中热衷于创造的一面。他酷爱古典音乐,并因音符的触动而热爱上了现代诗——也许诗歌比数学更贴近他的个性,换种说法,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他开始发疯般作诗,在诗中赤裸裸地表达他的青春的冲动。他的少年白头重新变黑,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梦幻的彼岸》《梦想活在世上》。

1993年,蔡天新博士作为一名交换学者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他被聘为该校第一位亚裔客席教授,用英语讲授两门数学课程,师生们对蔡天新博士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欢迎。学期结束后,大家尽情挽留他,并替他办好了延长签证的手续,但是他还是于1994年秋天如期回到了中国。在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利用假期游历了美国各地,并诗兴大发,完成了一本《美国,天上飞机在飞》的诗歌小册子。以后他相继游历了西班牙、摩纳哥、法国等十个国家。

蔡天新博士每次都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在这里,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他的动机。我们大致只能捕捉到他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和老一辈归国科学家,比如钱学森、华罗庚、童第周等人不一样,蔡天新在国外的真正角色往往是一名旅行者和访问者,而不是居住者或求学者。他在国外漂浮时,根一直留在国内。回到国内是他精神的需要。他回到了这块土地,就像他那快乐而孤独的旅行一样,是他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更何况,诗歌也有它自己的乡音,诗歌散发着它的出生地的泥土的芳香。对于蔡天新来说,寓居国外得冒着中断写诗的危险,这简直要命。

下面这件颇具意味的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蔡天新代表中国到西班牙出席第19届欧洲数论会议。会议结束后,蔡天新开始游历欧洲。他想前往意大利,但是意大利边界对中国人仍然关闭。于是,蔡天新就躲过警察,偷偷地溜上了从蒙特卡洛去意大利的火车,在意大利北部小城文蒂米利亚待了好一会儿,然后返回蒙特卡洛吃早餐。这次短暂的意大利之行可称得上一次小小的历险,并带有孩童游戏的味道。这种事情只有诗人与流浪汉才做得出。

现在的蔡天新博士是一位年轻教授,居住在杭大西溪河南的寓所里。通常,他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很小,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左边的一半关于数学,右边的一半关于诗歌,中间放着一只地球仪。有时候你看蔡天新那张黑黑的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他的左脸写满了阿拉伯数字,右脸写满了汉字。难以想象这两种极端形式的符号能融进他的脑子里,你甚至可以想象汉字与阿拉伯数字在他脑中搏斗的样子。正对书桌的墙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的是大嘴大鼻的蔡天新博士,这是他游历巴黎时用一件印有“杭州大学”字样的文化衫作交换,让一位街头艺术家画的,画家本来要价100多法郎。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不太可能有这种商业才能。

和蔡天新博士面对面坐着,时间久了,会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他说话常常欲言又止,仿佛隐藏着某种玄机。如果你深究下去,他就会动手去翻文字材料,然后告诉你他想讲的都在里面了。于是你仔细看那材料,却很难发现什么。而整个书房却一片寂静。看着那堆满地板的书籍稿笺,再看看眼前这位数学家、诗人,聆听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你会发觉连时间都凝滞不动了。

1998年7月

【离家】

刚刚工作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回家去。每次,我朝家乡走近,弯过那个山角,看见村庄,也就看见了母亲。母亲站在屋檐下,朝大路上张望,我一出现,父亲就从门里闪出来,站在母亲身后眺望大路上的我。我就这样,在父母目光的庇护下,朝家一步步走近。

我第一次离家去读书的时候,父母还很年轻。十五年后,我大学毕业,父母头发都白了。我被分配在家乡的县城上工作,离家只有二十公里。

“这下好了,离家这么近,能吃到家里的枇杷了。”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第一天,父亲就这样对我说。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父母种了八十多棵枇杷树。家乡的土壤非常适合枇杷生长,结出来的枇杷又大又甜。父母知道我喜欢水果,每年初夏枇杷熟时,就托人写信给我,信末总要问一句:回不回家?路这么远,我自然是回不了的。这一点,父亲其实比我还清楚。那时候,我天天想着逃课,想着回家。

星期天我待在家里,陪父母说话。枇杷是大家说不完的话题。冬天里,枇杷花早早地开了。春天一到,枇杷果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也就更加频繁地谈到它,谈它的栽种、嫁接、修剪,谈它的开花、结果、收获……天气好的时候,我跟父亲到枇杷林去。我们天天盼望着果子成熟。

我大学毕业,在离家这么近的县城工作,在父母看来,真是有说不完的好处,能够回家吃枇杷是众多好处中的一个。因此,当半年以后,我提出准备离开这里到北方去的时候,父亲一声不吭,母亲则显得很忧郁。我说:“到北方去,我的境况会更好些,日子也会更有奔头,那边有我的朋友,他们会帮助我……”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注意到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后来,他站起来走开,我听到了他那滞重的脚步声。我知道我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我是决定了要走的。我要再次离开家乡。谁都挽留不了我。5月,草长莺飞,整片大地都是绿油油的。我辞去了县城的工作,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把它们运回家。母亲仍然站在屋檐下,眺望着大路上的我,过了一会儿,父亲也走出来,他们在阳光下显得颤颤巍巍的。我拎着大包小包朝他们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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