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同,北朝鲜没有可以展开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不可能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对我进
行批判,肃清宣传系统的一部分干部,北朝鲜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
缩小版。金日成曾经召集革命学院的同学们训话,“你们绝不能成为黄长烨那样的修正主义哲
学家,黄长烨只会到处引用别人说过的话,他是一个教条式的哲学博士”。听到这些,怎能不
让人联想到红卫兵呢? 我同意要解放无产阶级,建立平等的社会。但是,一味强调只有无产
阶级才具有创造性,甚至进行斯大林独裁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似的权利斗争,是我不能赞成的。
我认为,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阶级利益绝对化,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至上主义思
想的表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人道的表现。 我认为,社会主义追
求阶级利益,是一种阶级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到最后又会演变城领导的个人利己主义。
再接下来,又会演变成对领导个人独裁的崇拜。
符合人类利益,改变全人类的命运才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哲学的使命应该是为全人类的
发展指明方向。 那一瞬间,我从马克思主义中完全跳了出来。 1968年末,我开始将以人类
为中心的历史观体系化。到1970年10月,共写了100页纸。 对我的批判发生在1968年。
那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在门前的院子里见到了同住一个小区的组织部副部长。他对我说,“原
来秘书室的人都走了,党中央考虑,这样对领袖权力不利,所以正在重新判定黄校长的错误,
您再等等,会有好消息的。” 那场对话之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听
着金日成的电话,我很紧张, “同志长期在我身边工作,我相信,你具有革命的世界观,所
以让你做了大学校长,是想让你独挡一面。现在我依然认为你的革命观没有改变,但是怎么
会写那些胡乱文章呢?文章在社会上影响不好,让大家产生思想混乱。” “我很抱歉”
“抱歉?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党中央决定重新启用原来秘书室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丈人
的事与你无关,朴胜玉5也重新回大学上班吧。” 我说不出别的话,金日成又说了些其它无
甚紧要的事。 从那之后,金日成每次演讲都会把我叫过去参加,他还常常深夜打电话给我询
问关于演讲稿的意见。我不能不感动,忠诚的辅佐金日成同志是我唯一的生路。 1968年12
月31日,我正巡视学生食堂,党支部指导员跑过来告诉我说金正日来了。当时我正得病,衣
服穿的也不正式,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金正日在门口对我说,“校长抓紧时间,领袖和首长
们都等着您呢”。 我随着金正日进入了金日成所在的房间。论文事件之后,这还是我第一次
正式与金日成见面。金日成笑脸相迎。崔永建和金日也很高兴的欢迎我。那天的宴会是新年
宴会,本来我并不属于参会对象,但是金日成突然指示要我参加。 我不知道是谁说服了金日
成重新启用我,在秘书室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个人,我在学校,另一位从教育相退职又复职,
室长被发配到地方,这次也回来了。另一位被安排在社会科学院,但是没能回来就死了。那
次事件之后,秘书室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不少人在那里上班。
5译注:即黄的妻子。
1970年10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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