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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心学横空出世

如果老天爷在1508年高坐云端俯瞰人间，他会看到这一年发生在地球上的那些大事。在中国，大明帝国的实际领导人刘瑾创建了内厂，这是继明帝国三大特务组织（锦衣卫、东厂、西厂）之后的又一更加残暴、更加摧残人性的机构；在日本，幕府掀起的内讧飓风归于平静；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队进攻威尼斯共和国失败；在中美洲，西班牙人把非洲的尼格罗人运到西印度群岛作为奴隶，美洲有“黑奴”自此开始。

老天爷如果擦亮双眼仔细观看，还会看到未来的宗教精神导师马丁？路德正在威顿堡大学慷慨激昂地鼓吹他自己的宗教思想。如果他专心于中国，则会看到广西柳州的农民起义被血腥镇压，看到山东曹州的农民正在掀起抗暴的烽火，还能看到已上任三年的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正在紫禁城里不眠不休地纵欲。

只有一件事，他可能没有看到，或者说，他不屑于看到。这件事发生在大明帝国贵州龙场（今修文县）驿站中，当事人是驿站站长王阳明，叫“龙场悟道”。多年以后，中国思想史把它定义为：心学的诞生。

老天爷看不到，是因为贵州龙场在原始森林中，连目光最敏锐的鸟儿都看不到；老天爷不屑于看到，因为那时的心学还未散发它最耀眼的光芒。

自心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的不同凡响。七年后，王阳明被明帝国的中央政府派到江西剿匪时，他的忠实门徒已达千人。在他1529年离开人间时，他的门徒已以万计。在他去世的五百多年中，真心实意地把他当作精神导师的伟大人物不胜枚举，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是他忠实的拥趸。1513年，日本人了庵桂梧把心学带回日本，300多年后，日本人在王阳明心学影响下发动了举世皆惊的“明治维新”，摇身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

所有的一切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心学是一门能让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神奇学说。不过在1508年它来到人间时，恐怕只有王阳明一人认为它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和很多伟大思想的诞生一样，表面上看，心学诞生在电光石火间。

1508年一个春天的夜晚，王阳明在睡梦中突然惊醒，像着了魔一样喊叫起来。他的两个仆从被惊醒时，他已开始自言自语：“是了！是了！圣人之道，从我们自己的心中求取，完全满足。从前枝枝节节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误。实际上，‘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归于正。心以外没有‘物’。浅近而言，人能‘为善去恶’就是‘格物功夫’。‘物格’而后‘知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知孝；见兄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倘若‘良知’勃发，就没有了私意障碍，就可以充足他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充足到极点，就是‘仁’了。在常人，不能够没有私意障碍，所以要用‘致知格物’一段功夫去胜私复理，到心的‘良知’没有障碍，能够充塞流行便是‘致知’。‘致知’就‘意诚’了，把心这样推上去，可以直到‘治国’‘平天下’。”

想到这里，王阳明感觉到胸中爽快异常，向着静寂的夜空一声长啸。这就是心学史的开篇“龙场悟道”，归纳为八个字则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用王阳明的解释就是，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良知无所不能，能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

多年以后，当心学璀璨夺目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王阳明创建了心学，而不是别人？王阳明为什么突然“顿悟”出了心学，而不是别的什么“学”？如果以“既成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必然使人发笑。因为就是王阳明创建了心学，而不是别人。即使王阳明本人也对自己何以能创建心学没有一目了然的答案。龙场悟道后没过几年，他到江西剿匪。有弟子问他：“尧舜那样伟大的圣人为什么不制作礼乐，非要等到周公呢？”他回答：“圣人的心是面明镜，物来则照，物不来也不去强求。尧舜没有制作礼乐，只是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不需要，没有这件事来找他们。周公制作礼乐，只是因为礼乐这件事刻不容缓，来找周公了。”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时势造英雄。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势造就了王阳明和他的心学呢？

心学诞生的前夜

现在，让我们看看心学诞生的前夜都发生了什么。

这个夜很漫长，有很多人行走在夜色中。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个道士模样的人，他正倒骑着驴，行走在公元960年的一条大路上。当有人告诉他赵匡胤做了皇帝建立了大宋时，他惊喜得从驴上摔了下来，说：“从此天下定矣。”他叫陈抟，是五代末期华山里神乎其神的一个道士。在他身后，我们看到了他的弟子穆修，而穆修的背后则是他的弟子周敦颐，此人精通儒释道三家学问，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世人评价他的品行时说他“胸怀洒落如风光霁月”。周敦颐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那篇美轮美奂的《爱莲说》。另外，他受到祖师爷陈抟道士的影响，以道家的语境写了一本书叫《太极图说》。书中提到了“无极”这一概念，它是万物的造物主，也是万物运行的标准。在周敦颐的身后，我们会看到两个相貌相似，神情却迥然不同的人。一个脸上荡漾着和气的颜色，而另一位则神情严肃，活像僵尸。这两人是亲兄弟，和气的那位是哥哥叫程颢，严肃的那位是弟弟叫程颐。

多年以后，兄弟俩从老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的“无极”理论中抽出“理”和“道”的概念，自成一家，这就是理学的雏形。理学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规范。周敦颐说它叫“无极”，二程说它叫“天理”。而“天理”的敌人则是“人欲”（不合理、不正当的行为和欲望）。每个人的一生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这个“天理”，祛除“人欲”。归根结底，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天理”和“人欲”。饿了吃饭是“天理”，但非要吃鱼翅鲍鱼，这就是“人欲”；困了睡觉是“天理”，但非要有美女陪睡，这就是“人欲”；一个人如果饿了非不吃饭，困了非不睡觉，这也是“人欲”，虽然它不是不合理的欲望，但却是不合理的行为，因为你违反了人的生理规律。由此可知，天理其实就是满足我们生存下来最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的都是人欲。

如何“存天理灭人欲”，程颢和程颐的方法不同。程颢认为，人性本是善的，天理就在我心中，所以只需要在自身上下功夫就可以了。而程颐虽然也认为人性是善的，但是却认为不能仅仅在心上用功，必须要去外界寻找天理，也就是说，必须要依靠外界的力量“格物致知”来让自己的人性达到至善的境界。

二人的主张不同，是因为心性不同。有这样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兄弟二人去参加宴会。宴会上，哥哥程颢对主人送到怀里的歌女温存备至，而弟弟程颐对怀里的美女连看都不看一眼，反而气得七窍生烟。回家后，他指责哥哥有失体统。程颢大吃一惊，说：“我当时在饭局上，怀里有美女，心中就有美女，我现在回家了，怀里没有美女，心中也没有了，而你直到现在，心中还有美女？”

这个故事恰好戏剧性地验证了两人的思想。程颢认为，一切都是心的问题。而程颐则认为，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让外界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心。

南宋时，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而陆九渊则继承了程颢的思想。朱熹和陆九渊凭借天资将这两种思想发扬光大，这就是后来的程朱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九渊心学，目的都是为了存天理去人欲。为什么要存天理去人欲呢？另一位理学大师张载给出了答案：为天地立心（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生民立命（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往圣继绝学（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

如此精彩雄壮的格言，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只此一次。这四句话，就是理学家的名片。

实际上，理学的思路虽然来自道家，但创造它的人都承认，理学是儒家思想，是新儒学。不过，理学谈的却是儒家鼻祖孔子最不愿意谈的问题“性和天道”（子罕言性与天道），表面上看，这背离了孔子的方向，但其实不是这样。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六派（李斯为代表的小康派，孟子为代表的大同派，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派，孟子、荀子和告子为代表的心性派，荀子为代表的考证派，司马迁为代表的记篡派），其中有两派在日后发扬光大，一派是天人感应派，在两汉时期威风八面；另一派则是心性派，多年以后，它改头换面而成为理学。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告子则说，人性可善可恶。理学家则说，孟子说得对，荀子说得也有道理，而告子给我们提了个醒。所以，我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心，一定要“存天理灭人欲”。

为什么会有理学的诞生，这是个深远的话题。儒学在西汉取得正统地位后风光了几百年。魏晋五胡乱华时，儒家四平八稳的主张在乱世失去作用，于是销声匿迹，直到南北朝结束后，隋唐大一统王朝到来，儒学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不过，四百多年不在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高度繁荣，使得儒家思想没有了竞争力。唐代的韩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家思想放到尊位上来的建议。韩愈的呼吁很快就化为泡影，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个血肉横飞的小分裂时代（五代十国），到处都是武夫当权，儒学再次显示了它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统时代才有力量——而退隐。

北宋统一中国后，第一任皇帝赵匡胤“抑武扬文”，儒学在告别人世接近七百年后终于迎来了复兴时刻。这一复兴是震动天地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北宋帝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乐园。人人都以读儒书、参加科考而高中为生平最幸福的事，连北宋的皇帝都指着儒书赞叹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们都知道，儒家知识分子有个极坚韧的行为就是，千方百计把他们侍奉的对象（皇帝）纳入到自己设计的圈套中来。他们要求皇帝必须具备基本的仁义道德：必须要这样，必须不能那样。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圣君贤相。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而只是通过各种说教来让君圣相贤。一旦君不圣，相不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干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应”的方式来限制皇权，但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历史照样发生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国君做了坏事，老天就发怒；国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兴。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拿不出别的办法，但如果还拿“天人感应”来忽悠，他们自己都会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天人感应”进行升级。

意想不到的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一件事给理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赵顼（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将他们统统从中央驱赶到洛阳。正是在洛阳，以程颐为代表的洛阳知识分子群没有政事的烦扰，所以专心致志地搞起思想来。也正是在这时，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放弃了儒家知识分子本应该坚守的处理现实问题的实际性，而凌空蹈虚地谈起了天道和人性。

据说，程颐年轻时听了周敦颐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后，大呼过瘾说：“周老师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时候就曾问过老师：“头顶是天，那么天之上是什么？”陆九渊三四岁的时候就问老爹：“天地的边际在哪里？”

正是这种区别于注重现实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让理学诞生到人间。理学虽然诞生于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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