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贵荣急忙派人送来酒肉,说:“想不到这深山老林里有您这样见识非凡的人,让人钦佩,关于裁撤驿站的事,我以后想都不想。”
王阳明回答他:“我没有这样的力量。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心中早已有之。”
这个回答很阴险,一方面他暗示,安大人你要裁撤驿站恐怕就是有这想法。一方面,我的心学说,道理在你心中,我只是提醒了你一下而已。
但安贵荣贼心不死。这件事不久,贵州境内发生了两个少数民族首领的叛乱。王阳明判断,这两人是安贵荣的部下,他们叛乱和安贵荣的默许有直接关系。因为叛乱持续了一个月,安贵荣的军队毫无动静。他给安贵荣写信说,两人叛乱是在你的军事管辖区,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胡闹?中央政府怎么想?即使不追究你的失职,如果调动别省的军队来镇压,你的颜面何在?
安贵荣看到这封信后,冷汗直冒。他马上出兵,轻松平定了叛乱。
由此看来,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是个驿站站长,还是个教育家,偶尔还客串下政治家。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声名大振,他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转。所有人都知道,龙场这块天地已容不下他,他离开龙场的日子已不远了。
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而且被请了两次。第一次请他的人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科,他和王阳明是同乡。1508年冬天,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毛省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王阳明心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于是他邀请王阳明去省城贵阳讲学。王阳明委婉拒绝。他说,我现在只是山野村夫,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懒。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典,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我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您作为官方代表,给我这样的荣誉,实在让我惭愧。
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在王阳明看来,他的心学是帮助人完善道德,而并非是指导人科举考试。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他要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试高手,这和王阳明的出发点南辕北辙。
毛科在1509年初被调离贵阳,接替他的叫席书,毛科临走前叮嘱席书,王阳明学大才渊,不应该在龙场驿沉沦。席书谨遵前任教诲,上任不久,就跑到龙场驿来听王阳明的讲课。课后,他请教王阳明,朱熹和陆九渊二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吗?王阳明说,这个话题太深,作为晚辈,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来谈。他话题一转,普及了一会儿自己的心学。简易明快的心学马上就让席书为之着迷。不过,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虽然着迷,但对王阳明心学的“真理性”表示怀疑。
第二天,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或者是,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
王阳明从“知行”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陆九渊的不同。他说,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然后去实行。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可都认为“知行”是有先后次序的。而我却认为,知与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成果,二者是一回事。席书没有深入质疑“知行合一”的问题,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您也提倡静坐,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说:“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而我提倡静坐,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那不是正路。”
席书问:“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王阳明回答:“真理就在我心中,但必须去事上练,只有去实践了,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正如知行合一一样。”
席书这回心悦诚服,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
由此,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
心学的政治力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按理,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但在来贵阳的路上,他心事重重。表面上,席书服膺他的心学,实际上,作为主管教育的省长,席书面临一个困局:他对王阳明心学心悦诚服,但王阳明心学并非是考生辅导课,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让自己辖区内的考生通过科举考试。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就必须要讲朱熹理学。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讲你最想讲的。
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知行合一”。
当时的人仍然按照朱熹的思路,想把一切天理都捕捉到手,然后再去实践。长此以往,每个人都拥有了一种本事:嘴上功夫天下第一,一旦要其动手,就会束手无策。他希望能改变这种读书人的毛病。当然,“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他心学“心即理”和“事上练”的延伸:天理既然都在我心中,那我唯一也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实践来验证我心中的天理,而不是去外面再寻找天理。这种思路有个莫大的好处:心中有天理,那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天理,如此一来,我们就节省了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可以用在实践中。这样一来,你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理想。王阳明心学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它也正是王阳明心学的闪光点。
实际上,知行合一和事上练只是“致良知”的一个前奏,真正动人心弦的是他心学思想的精华——致良知。
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知行合一”,他的门徒开始逐渐聚集,他的声望已今非昔比。人人都认为他应该不仅仅是个教育家和思想传播者。既然“知行合一”,他应该把他的知和行结合起来,所以在1510年农历三月,他三年的贬谪期限结束后,在贵州多名官员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县令。一个和曾经的自己完全不同的政府官员王阳明正式登场。
他已脱胎换骨,不是从前那个对仕途毫无热情,总是请假的王阳明了。他意气风发,但又谦虚地说,虽然经国之志未泯,但三年来不曾参与政事,恐怕不能胜任一县之长的工作。他不幸言中,当庐陵县的父母官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当时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江西最惹人注目的“特产”就是刁民,尤其是吉安府庐陵县,简直是刁民生产地。王阳明前任一位姓许的县令在庐陵待了三年,临走前身心俱疲,奄奄一息。在给上级的述职报告中,他说,如果世界上真有地狱,如果非要让我在地狱和庐陵选一个,那我选前者。在他眼中,庐陵人就是恶棍,市侩的小人。他绞尽脑汁也搞不明白下面的事实:庐陵人特别喜欢告状,先在庐陵县内上诉,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就会离开庐陵上访。许县令声称,他办公桌上每天都会堆积一千份以上的诉讼案卷。这使他生不如死。后来他采取严厉的手段,将告状人关进监狱。可这些人太机灵,一群流浪汉特意来告状,为的就是进监狱后有吃喝。
许县令无计可施,只能请辞,他的接班人王阳明就来了。
王阳明一到庐陵县,县令的幕僚们就把该地百姓的喜好告诉了他,并且特意指点王阳明,对付他们,只能采取高压政策。
王阳明将心比心,分析说,自古以来民间就有“民不与官斗”的生存智慧。如果民总是和官过不去,那只能说明一点,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侵犯。
幕僚对王阳明一针见血的分析却不以为然,他们指出,庐陵是四省交通之地,鱼龙混杂,是非极多。人没有定力,自然会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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