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满眼泪水,轻轻地点点头。随着一阵柔软的琴声响过,馆娃胡同宅院里飘起了富金绕梁不绝的歌声:
生长姑苏字小红,每歌红豆怨无穷。落花自与枝头别,不任花枝只任风。
杨度端起茶杯,注目望着富金,眼前唱曲的,正是又一个传名千载的姑苏小红。富姑娘,宽心去吧,恶风吹来,一朵娇娇小小的花朵还能抵挡得住吗?
折花随意种雕阑,蓦地秋风起暮寒。不信兴亡家国事,果然红粉尽相关。
过去读《长恨歌》,读《桃花扇》,多少次为红粉与国家之间的奇异相关而感慨啼嘘,想不到今日我杨皙子又为国乱香销添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啼罢无端说旧盟,旁人窥视浅深情。莫因别后悲沦落,犹念天涯薄幸人。
杨度放下茶杯,想起当初与富金说过的话:有朝一日做了新朝的宰相,要仿效汉武帝为陈皇后金屋藏娇的故事,建一座既豪华又清幽的香巢。可而今,自己竟然与“沦落”“薄幸”联在一起了。世事风云变幻,人生祸福难测。唉!
合浦还珠事已难,飘蓬分离两悲酸。此行记取烟波路,岁岁年年梦往还。
富金唱到这里,语声哽咽,泪流满面。她再也唱不下去了,丢掉月琴,扑到杨度的怀里,大声嚷道:“皙子,皙子,我们还有团聚的一天吗?”
杨度也禁不住流下泪水来。他抚摸着富金满是首饰的头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十五章 由庄入佛
一 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
杨度真正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一切经济来源被断绝了。成了政府的通缉犯,自然也就没有俸银了。先前,供应他庞大开支的主要还不是俸银,而是湖南华昌炼锑公司汇来的红利。这一年来公司不景气,赢利极微,每次汇来的红利都是勉强凑起的。自从蔡锷在通电中宣布杨度为帝制祸首后,公司的股东们就趁这个机会不给他寄钱了。杨度对此亦毫无办法。一家老老少少十来个人,每天的开支不少,东拼西凑到了眼下,已经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再就是报上天天登谴责他的文章,敦促政府迅速逮捕帝制余孽,切不可心慈手软。还有一些小报的记者、茶楼酒肆里的有闲好事之徒,常常登门来问这问那,弄得杨度天天烦躁不安。更有一些不懂事的邻里小孩子,在仇人的教唆下,对着杨宅整日里大喊大叫,什么帝制祸首啦,袁氏走狗啦,真是不堪入耳。
杨度如处荆天棘地之间。他想离开北京。青岛原有一套房子,袁世凯一死,房子便被当地政府没收了。此外他再无其他房产。当然可以去买房,但现在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哪有大宗的款项去买房子!这个时候,杨度不由得佩服起袁世凯来。袁当年罢职回籍,一大家子百余口人生活得优游自在,靠的就是他平日积累的庞大的银子在起作用。倘若当初那二十万银元不去赎富金,而是以杨钧的名义存入湖南的银行里,此时就派上大用场了,现在则是人财两空。荒唐,真是荒唐!
百无一策之时,他想起了千惠子临别时赠送的腰刀来。当时千惠子说过,滕原家族的这把特制腰刀,刀柄上的北斗七星是用七颗名贵的宝石镶嵌的,缓急之间可以变卖做个用途。
自从离开日本后,转眼间将近十年过去了,除开收到美津子的那封信外,杨度再也没有得到千惠子的一点消息。他猜想,千惠子一定是嫁给陪她出国读书的那个表哥了,那表哥大概也不错。既然已成家,出于对丈夫和小家庭的忠诚,千惠子也不想旧事再提、旧情重萌。杨度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无论是对千惠子本人,还是对滕原家族,对田中龟太郎老夫妇,以及对千惠子的小家,这种举措都是明智的,得宜的。杨度在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千惠子。爱她,就要为她着想,希望她一生幸福。正是因为这,杨度也不再托人到东京和横滨去打听千惠子的近况;也因为这,杨度一直珍藏着这把腰刀,就是到了今天这般田地,他仍不愿意把这把腰刀拿出去变卖。
天无绝人之路。杨度在落难之时遇到了救星。这救星是个与他素一无往来的人物——安徽将军张勋。
张勋是江西人,出身贫贱,小时做过曾国藩的朋友翰林学士许振伟家的书童。因为犯事,被许家赶了出来,无奈何在长沙投军吃粮,隶属于湘军宿将苏元春部下。打了几年仗,升了参将,后又被袁世凯看中,调到小站,充工兵营管带。再后随袁到山东,因镇压义和团卖力而升至总兵。又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张勋虽不通翰墨,却长得一表堂堂,很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临死之前升他为云南提督。辛亥革命前夕,他任江南提督,驻浦口。革命党进攻南京,他死守雨花台不放,战败后逃到徐州。朝廷不但没有撤他的职,反而升他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以一书童出身的武夫而做到封疆大吏,张勋对朝廷感恩戴德。尽管民国建立了,大总统袁世凯对他信任有加,但他和他的武卫前军的大小官兵们一律不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于是,他的武卫前军被人们称之为辫子军,他本人则被称为辫帅。他对这种称呼欣然受之。
看到民国建立后这几年政局混乱人心不稳,张勋一直存着复辟清王朝的梦想。他设想着,若由他之手将被推翻的清王朝再扶起来,既报答了慈禧太后的恩德,又能操纵朝廷。作为一个功臣,将流芳百世;作为一个权臣,可以与伊尹周公媲美。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必将超过孙中山、袁世凯。
张勋把这个复辟大业构想得十分美妙,因此他对主张君宪者素有好感。在全国都申讨帝制余孽的时候,他以前清大臣、洪宪一等公爵、安徽将军的贵重身份公开发表谈话。说无论主君宪还是主民宪,无非是一种政治主张罢了,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故筹安会等人无罪,不应该在帝制失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他呼吁政府取消对杨度等人的通缉。
张勋的谈话在报上公布后,给杨宅老小及寄居在此的夏寿田带来很大的安慰。就在这时,张勋又以个人名义给杨度寄来一信,盛赞他是宪政人才,只是时运不济,无法施展。又请他入幕赞襄军务,还说天津有一座空宅,可以搬到那里去住。
处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之际的杨度,对张勋此举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回信给张,说接受好意,将家小迁到天津,但心绪不佳身体不好,暂不能赴徐州就任。张勋很大方,立即派人进京,将杨度一家接到天津海河边一座很有气派的洋楼居住,每月送三百元薪金,并不要求他去徐州。杨度一家连同夏寿田便在天津住了下来。
那时的北京政府,正是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对外面临着与德国绝交的大问题,对内则既忙于与南方的军务院谈判,又忙于应付国会内部的派系纠纷。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因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政局中,谁还会认真对待那几个早已无权无势又声名狼藉的帝制余孽?抓起他们坐班房与让他们住在家里,于国家有什么不同?还有不少人心里嘀咕:这几个人拥戴袁世凯做皇帝固然不好,但现在这些共和制的执政者们又好在哪里呢?这样一来,人们对帝制祸首、帝制余孽的厌恨之情便大大减杀了。于是,有钱的梁士诒回到他广东三水老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发了大财的朱启钤在青岛别墅里逍遥自在,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周自齐出洋周游列国,大家公子孙毓筠在寿州依然阔绰风光,好读书的顾鳌、薛大可在北京四合院里把卷吟诵,而杨度、夏寿田则在天津洋楼里平安无事地闲度岁月。
深秋的一天上午,杨宅收到一封来自湘潭老家的信。信是杨钧写的,向大家报告一个沉痛的消息:湘绮老人以八十四岁高龄,在云湖桥无疾而终。易箦前夕,老人依然深情地惦念远在北国的学生和媳妇,希望皙子和午贻切不可因政治失意而消沉,人生的真趣是多方面的:适逢其时,得遇其主,风云际会,轰轰烈烈地做一番经天纬地安邦济世的事业,固然是人生的幸运;若时运不济,未遇明主,平生抱负不得施展,或设帐授徒,或著书立说,或躬耕田亩,或优游林泉,尽皆人生的好选择;天伦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友朋之间,自有生命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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