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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陈先生请放心。我们还会再做生意的。贵公司把整批货卖给我们。岂不就像在你们手里捏着我们的一份账本。谁也不会把账本交出去的。我们懂得哪个手指烂掉就切掉哪个手指的道理。”

实话实说有时是最恰当的回答。客人看来很满意。林培文已帮客人要来汽车,他是在对面的杂货五金铺里打的电话。这一次,由林培文单独送客人回驻地。

朴季醒等汽车开出去很久后才掉头离开。他没有上楼,他在黑暗的街道上巡视。刚刚送客人上车时,他看到几十米开外的一条弄堂口,有人影晃动。这是他今天第二次看到那件细条格子的衬衫,这次他看得清楚,这次弄堂的拱梁上挂着一盏昏黄的路灯,他看见风掀开那件单薄的洋服,那件衬衫从衣摆下露出来。等他追过去时,百米长的弄堂里空无一人。他知道这条弄堂通往另一条马路。他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但他不敢大意。贝勒路是重要的联络点,是林培文小组使用的安全房。他准备回头把这情况汇报给老顾。他不打算上楼,在过街楼下的墙角等着。还要等一会,老顾肯定跟他自己一样,观察到冷小曼的心不在焉。走神,总是走神——他猜想老顾会找她谈话。一个身负重要责任的秘密组织领导人,应该随时注意成员的思想情况,一个组织,最让人担心的是思想涣散。他有点替老顾担心,冷小曼显然处于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困惑之中。

⑴Rue Amiral Bayle,今之黄陂南路。

民国二十年六月八日凌晨三时三十二分

犬吠声凄厉。冷小曼看看五斗橱上的台钟,才三点半。她再次陷入连日来不断折磨她的自我拷问之中,无可解脱,无从排遣。

码头上被击毙的曹振武,确实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个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该怎样算清这笔帐。

那一次,她从桂林来上海。当时曹振武作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军队中活动,计划是建立某种秘密的联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亚民,也许这会她人已在巴黎。她没有看见他,可他却看见她。她沿着霞飞路一直走到福开森路⑴,他也跟到福开森路。她住在桂系军队充当上海联络处的公馆里,门外有佩枪的巡捕站岗,门内有不带枪的卫队(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佩带),所以他不敢进门。

直到她再次出门,在白赛仲路⑵一家沿街的小书店里,他站到她背后。从前,他们都是俄文补习班的同学。从前,在补习班的教室里,他们都听那老布尔什维克讲过课。因此她根本不用转身,就知道背后站着一个人,充满敌意。

老布尔什维克并不老,说他老,是因为资历。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亲身的阅历。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务耍得团团转。他上课用的是俄文,最简单的那种(参加补习班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可场景却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树叶飘落地面的声音,药水瓶的颜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从他嘴里讲出来,也无不带上传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补习班当教员。他年轻,只比她大几岁。他去过苏联,段祺瑞的军法处警察闯进北京大学宿舍,幸亏他不在。他只得去苏联。他回到上海,在补习班里给她和戈亚民上课。口若悬河,不时嵌入一两个俄文或者德文单词。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做《马克思主义入门》,后来她才知道,那讲义是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是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ABC》。

戈亚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结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么?他要戈亚民做什么,戈亚民就做什么。尽管戈亚民暗地里疯狂地爱上她,但一当他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热烈的眼神移开。

可是现在,戈亚民也跟别人一样离她而去。牺牲——也许自杀比被杀更适合牺牲这两个字。说到底,只有一无反顾地抱有自我毁灭的勇气,才当得起这两个字。

应该让她去执行的。她争取过。但别人怀疑她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老顾说,我们相信你有大义灭亲的勇气,天晓得,大义灭亲这个词放在这种情形下,有多不合时宜。可你让别人说什么好呢?无论如何曹振武是你现在的丈夫。

其实,她放在心底里没说的话是,不如就让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过街楼面对贝勒路的窗口,望着黑暗的城市,对自己尚且活着不可置信。

之六:既须残酷面对别人,也必残酷面对自己。一应软化意志之情感,亲情、友情、爱情、感激之情,甚至荣誉之心,概必压制,且必以冷酷专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觉得老顾草拟的群力社纲领在这一条上还不够完整。对她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压制那股自卑情绪,它们时不时从内心深处冒出头来,但愿真如老顾说的,残酷的暴力是一种净化力量,它会帮助我们摆脱自怜,摆脱自我厌弃。

戈亚民从头到尾追问这一句:“他是在什么时间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大牢里。没有手表,没有画着嫩绿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一阵风吹过,牢房外的走廊里会闻到太阳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别人都在沉默,那个头发始终不听话的穿着白色帆布西装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后来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断用手捋他额头上那一抹头发。老顾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给她倒水,要不要茶叶?如果你头晕,我这里有万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门打开,走廊里的微风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时候(她从不知道女人的身体也可以散发出那样浓烈的臭味),就会有拉铁门的声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阳光和青草的气息,这声音还是让人心惊胆战。活着,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审,那么你还活着,如果不是提审,那就是提到监牢围墙后的空地上枪毙。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枪毙。而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看守对你很客气,“你们不是坏人,你们——都是为国家——”她们对那些刑事犯就不这样客气,如果不听话就拖出去打一顿,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会那样狠毒。但她们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男监在另外一排牢仓里,我怎么会知道?

戈亚民突然愤怒起来,她感觉得到怒火在他的身体里涌动,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齿啃着自己的拳头,好像这是表达爱情的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如果不能爱她,就要伤害他自己,如果不能伤害他自己,就要伤害她——

他挥出拳头,短促(像是在尝试),快速缩回,好像手臂上装着一个弹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额头,第二拳打在她的颧骨上。林培文冲上来,从背后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头和上身努力向前挣脱,向她扑过来,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扑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为他打她,而是因为老顾的沉默。其实那时她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组织来向你打听一些事。他代表组织。而组织在她被打、被伤害、被逮捕的时候都在保持沉默。这让她感到屈辱,让她感到自己并不重要,组织不会来营救你的。你要自己救自己。济难会那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模棱两可地说,不,我不是组织派来的,我是代表一个慈善机构,我是济难会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话当成组织(你的组织)告诉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应他,可以虚与委蛇(他把虚与委yí说成虚与委shé)。

于是,她答应他,虚与委蛇,觉得自己的确像一条蛇,一条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让看守把她带出去,他给她带来点吃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出那个要求的,他装得像个君子人。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识,老家在同一个省城,他们在同一个师范学校的同一个班里念书,是同学。他们几乎同时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内地城市,年轻人像扑火一样扑向革命,只是一个去南方,一个来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他,曹振武,现在是进占上海的一支军队的军法处主任。而她是他的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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