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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陈鼓应分析“乡土文学”的来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国意识的觉醒,两个相结合的产物。而此种“民族自信”,又产生自台湾轻工业成长的基础。

作家们“在民族思潮与关心现实的引导下”,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关心民瘼,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或“工农文学”。

它的特点是,写实的、进步的、反杭的,假使不带有色眼镜,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可是,党官们,神经过敏,竟指“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率先攻击,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发表在《中央日报》,点名批评尉天聪、王拓、陈映真等人,硬说:“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且滥用“阶级理论”,乱舞手中三节棍。

后来,发展成围剿,加入诗人余光中,《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边。激辩的重心,由文学的功能,“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

这件论战的本身,殊无意义,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

“乡土文学”休兵不久,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冲坜事件”。

有关“中坜事件”起因的分析,众说纷纭,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最言简意赅。

“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到有组织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而群情之所以激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

夏宗汉认为:

“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配合了经济起飞、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剧增、九年国教、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而在外交挫败,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

但国民党领导阶层,非但忽视这一新形势,锐意革新,加速开导,且顽强抗拒,蛮干到底。

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原是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宣布脱党。他的对手欧宪瑜,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职员,欧的经历,显然,在人民心目中会产生反面的影响。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两股势力,相互加压,终于爆炸。

十一月十八日晚间,传出支持欧宪瑜的流氓以暴力向许信良竞选队伍寻衅的消息,情势已达沸点。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二一三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选主任)手伸过去说:

“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10'

这位监选员,明显的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案件,亦在它处发现。于是,人心忿忿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为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着:“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作票!”'11'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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