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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先生已患病）到晋详为面谈”。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设会址于海子边教育会，由山西大学教授李翰章担任主持人，　以示响应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中“速开国民会议”之号召。

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向“各省各军民长官”发出“马电”，声明“文对于时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解决方法。日前发表宣言，谅承鉴察。兹特选派同志分赴各省区向民众宣传，每一省区约二、三人，务使国民咸灼然于会议之性质及关系，其宣传范围，以此为限，不涉及地方政事军事。”接到孙中山电文后，阎锡山于23日电复先生，表示“马电奉悉。尊处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具见伟筹，已饬属知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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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1）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皆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翻云覆雨，今天甲、乙联手以制丙，明日乙丙合作以对甲；忽而称兄道弟，说不尽的好话，忽而剑拔弩张，视为寇仇。阎锡山既已置身于军阀混战的旋涡之中，也就势所必然地不能脱此窠臼。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逐渐开始转向，由联段、冯反直，变为联直吴、联奉张，而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而是与新的分化、组合相伴随，酝酿着又一轮的争斗。

首先，是“反直三角同盟”的瓦解。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几十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当孙中山于1924年11月离粤北上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后，段祺瑞马上以‘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相对抗。张作霖也在1924年12月底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劝告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使抱病北来的孙中山极为愤慨，病情恶化，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突然逝世，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反直三角同盟”随之自行瓦解。

接着，是直系势力的再起。1924年11月初，直系兵败南下。但一向刚愎自用的新直系首领吴佩孚并不甘心。吴佩孚在是月中旬到达汉口后，即以直系各省军阀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组织所谓“护宪军政府”，以此代表*行使一切内外政务。1925年内，吴佩孚逐渐控制了湖北，并于10月21日在汉口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立为司令。在吴佩孚组织讨贼联军的同时，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乘势开往上海，从而引起了直系浙督孙传芳以及直系其他将领的恐慌和抵制。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爆发了“浙奉战争”。“浙奉战争”的结果，使奉军势力退出江南，撤至山东境内。江浙五省成了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继而，是奉军内部的分化。“浙奉战争”之后，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系奉军中后起的重要将领之一，与张学良私交甚笃。时受张之委托组织第3方面军，任第10军军长。郭对张作霖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大举入关抢夺地盘，积极进攻国民军不满。曾提出罢兵息争，退兵关外，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建议，未被张作霖采纳。加之对第二次直奉战争过后分赃不均的怨恨，决心倒张（作霖）。遂与冯玉祥订立密约，于1925年11月23日宣布“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25日，郭率所部7万余人由滦州向山海关进发。一路向北，12月20日，占领了距沈阳百余里之新民。后虽由于盟友李景林的变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郭军归于失败，但奉军却因此而元气有伤。

与此同时，奉冯反目。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了对付曹吴，暂时与段张联合。战后，奉张势力大为扩张。张作霖背弃当初奉军不入关的约定，大举挥军入关，抢缴直系败军枪械、收编直系军队，抢占地盘，从而加剧了与冯玉祥的矛盾。

郭松龄事件之后，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三者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郭松龄举兵后进占了热河，同时向李景林提出假道出关援郭的要求，（李原参加郭、冯、李“小三角同盟”）李不允。冯军继续进兵，1925年12月下旬攻占天津。李军退往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这时，冯玉祥有意联吴制奉，但吴佩孚不忘冯当初倒戈回师陷其于困境之旧仇，拒绝合作。而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冯。冯玉祥在局势于己大为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下野，随后将军队和地盘交给下属，自己准备到苏联去考察。吴张商定：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指西北）；奉张助吴军饷200万元；北京政局将来由吴主持。随即，奉军、直军、直鲁联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发动了所谓的“讨赤”之役（冯玉祥当时倾向于苏联）。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2）

面对军阀势力的重新分化改组，阎锡山秉承一以贯之的处事方法，并没贸然行事，而是在加强自身力量的同时，观望局势，等待时机。

出兵石家庄作为一次军事扩张的预演，使阎锡山看到晋军的弱点和不足，决心进一步加强之。所以，阎从石家庄撤兵后，即着手进行第二次扩军。“乃将晋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二个旅，步兵将近四十个团，骑、炮兵各两个团，又另各十余营。兵额总人数在八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阎锡山开始重新调整他与各个方面的关系。

此时，国民1、2、3军已扩张到三四十万人，人多饷缺，军械无着，于是就图谋向山西发展。他们驻扎在山西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就像钳子一样扼住了阎锡山的咽喉。国民军构成了对晋省的严重威胁。面对国民军的威胁，阎锡山也多有考虑，甚至默许直吴、奉张联合进击，但一直未付诸实施。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起进攻，所谓“讨赤”之役拉开了序幕。吴佩孚为事先扫除由武汉北上攻冯之障碍，要求阎锡山予以配合，在此之前先行出兵京汉路，肃清盘踞京汉要津顺德（今邢台）之国民军第二军郑思成部，打通京汉线。由于当时直吴军队尚未北上，奉张军队的主力也未入关，阎锡山担心公开反对国民军，会使国民军的枪口先集中到山西方面来，假以抓孔庚为借口，出兵顺德。

孔庚自1917年被阎锡山释了兵权后，即出省谋职，策动反阎。1925年曾联络樊钟秀、胡景翼进攻山西未成。其时，在郑思成部任职。据周玳回忆，1926年3月的一天，阎锡山突然把他和商震找去，说：“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当时顺德的驻军郑思成，是国民二军的部属。张士吉（国民军派往山西进行疏通工作的代表——作者）听说老阎要对顺德用兵，非常诧异，就找台寿铭（时任晋军参谋长——作者）一同来问讯。阎说：‘我们出兵顺德，完全为了解决孔庚，这是山西内部的问题。孔庚不解决，山西不能自保，还怎么能够拿出力量来帮助你们总司令呢？’”

是年3月初旬，阎锡山应吴佩孚所请，出兵娘子关，取石家庄，然后沿京汉线南下。所派部队系商震的第1师，以及杨爱源的第6旅，外加周玳之一个炮兵团（由周玳亲自带队指挥）。出关部队到石家庄后，以杨旅驻石防守，其余部队驻京汉线的元氏、高邑、赞皇等地。国民军郑思成部的前哨被肃清以后，乘火车一直开到顺德附近。商震第1师，在周玳之炮兵团的配合下，经过一天激战，首先肃清了顺德外围，郑部退守顺德城内。次日，晋军以全力攻城。炮兵先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步兵紧随其后，攻入城中。郑军不支而降，郑思成出逃，孔庚被俘。据周玳回忆，“郑思成在兵败入城以前已先逃走，孔庚原在城内指挥，看见大势已去，才逃到天主堂内藏匿起来。我们忙派了一连人到天主堂搜查，一进教堂，果然发现有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形迹可疑。有人问：‘你是不是孔庚？’那人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孔庚，你们要怎么样？’兵士们听说他正是孔庚，就要上去捆绑。他大声喝道：‘你们不要无礼，我和你们的长官都是朋友。你们是谁带队来的？周玳来了没有？叫他们来见我。’士兵看他气宇轩昂，不敢对他动粗，忙派人向我报告。我赶到天主堂一看，果然是孔庚，便向他说：‘老总叫我们请你回山西，就请你和我们一路走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你要不去，我们都交不了差。’纠缠了一会，他才说：‘我本来是不到山西的，不过，冲着你们就走一趟吧。’”就这样，作为联吴反击国民军出兵顺德的借口，孔庚被带回了山西。孔庚解到山西后，被软禁在都督府内的庆远楼，过了两个月就把他放走，临行时还送了他3000元旅费。阎锡山虽然表面上由此拉开了反击国民军作战的序幕，但在孔庚问题上仍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阎锡山的联合直奉反击国民军亦有权宜因素在内。。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3）

郑思成部被解决之后，商、周等部北返石家庄待命。此时，直吴、奉张已开始对国民军采取行动。于是出关晋军除以杨爱源部返防太原外，其余各部再由石家庄北上，到保定收编魏益三的国民军第4军（魏部不久前新被冯玉祥收编，列入国民4军序列）。商、周两部抵达保定后，魏益三即闻讯请降。阎锡山对魏部归附，表示欢迎，遂授予“正义军”之名义，仍由魏益三任军长，继续驻守石家庄。至此，晋军由石家庄而顺德，再由石家庄而保定，为吴佩孚北上攻冯先行开道，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商震、周玳收编魏部后，稍事休整，即奉阎命，撤兵返省，回师太原。

尽管阎锡山以抓孔庚为借口，多方掩饰晋军出兵之真实意图。然而，既已与国民军兵戎相见，即成骑虎之势，正面开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晋军回防后，不日，吴佩孚即率部开到保定。在此之前，阎锡山与直、奉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军和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直攻京津；晋军则从大同一带进攻察绥的国民军，从外线对国民军形成大包围态势。

吴佩孚进驻保定时，奉张已于此前，压迫国民军在4月中旬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区。吴恐奉张独掌*，遂一面再整旗鼓，准备继续进军；一面“根据‘关内之事，张不过问’之原约，要求张作霖让渡*。……奉张因直系内部出了问题，才增加军队，并参加了北京政府。现在吴佩孚刚刚统一军权，就要让他放弃北京，实在不合情理，好在国民一军尚在（吴佩孚击败了在河南的国民二军；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在京浦线上打败了国民三军——作者），否则直军岂不又要打奉军吗？所以张作霖决定留冯以制吴，不再进攻南口了。”国民军“见此情形，遂改变战略，以刘汝明驻守南口，集中主力攻打雁门关，想乘机占领山西。”

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后，张之江任国民军全军总司令，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石敬亭任后方总司令，驻平地泉。这时国民军各军共约20万人。国民军东路军主要在南口和多伦两地与奉、直军队作战；国民军西路军主要在晋北13县与阎锡山的军队作战。

由于预料到国民军进攻山西当在雁北大同，约在4月，阎锡山即开始陈兵大同一带。在此期间，他在第二次直奉战后扩军的基础上，又临时扩编两师——第3师，师长王嗣昌；第4师，师长谢濂。谢濂奉命带丰玉玺旅和部分炮兵到大同布防。王嗣昌师则驻在阳高。孔繁蔚师带领李德懋旅向德胜口杀虎口一带前进。杨爱源旅从石家庄回太原后，也被派到大同去增援。可是国民一军在察绥一带驻有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兵力相当雄厚，相形之下山西在大同的防务比较单薄，所以阎又把商震和周玳从石家庄调回。商、周一回到太原，阎锡山就发表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孔繁蔚指挥左翼，王嗣昌指挥右翼，周玳率炮兵配合作战。当时晋军的部署情况是：商震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大同正面，由谢濂负责，主要部队有第4师谢濂部、第6旅杨爱源部、第7旅高冠南部及周玳炮兵部；大同左翼，由孔繁蔚负责，主要部队有第3旅第6团荣鸿儒部、骑兵第2团孙祥麟部及冯鹏翥的迫击炮兵；大同右翼，由王嗣昌负责，主要部队有王嗣昌的第3师、第5旅丰玉玺部及温玉如的炮兵部。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4）

待部署停当，阎锡山又命谢濂“将天镇得胜口铁道拆去数里”，“防敌夹击”。　　此时，由于直吴、奉张、直鲁联军与晋军的联合行动，国民一军已处于包围圈中。“国民军为了先击破山西，取得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乃以宋哲元部从杀虎口、得胜口数路分进，合围大同。”　国民军攻晋的具体时间是5月18日，总兵力约达8万人之众。

进攻大同的国民军，由西路军总指挥宋哲元亲自率领，所部包括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拟第一步先下大同，恢复京绥线交通，第二步会师桑乾河左岸，肃清雁门关以北的晋军，以稳固战线。

由于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战斗十分激烈。国民军6路来攻，占了战略上之主动权——第6军韩复榘部由得胜口入晋，先发制人，一举占据孤山高地和要冲镇川堡；旋又攻下大同车站，打通了京绥路，直逼大同城下。第5军石友三部由杀虎口入晋，先后攻取左云、右玉。第4军方振武部由得胜口以北入晋，依原定部署夺得阳高、应县。面对国民军的猛烈攻势，晋军全面吃紧——战略要地孤山、镇川堡失守，第13团团长杨呈祥阵亡、第5旅旅长丰玉玺被俘、第6团团长张荫梧受伤，部队伤亡惨重。激烈的战斗一连进行了七八昼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正当阎锡山欲战难胜，欲罢不能的时候，忽接张作霖急电，大意是“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要晋军将“孤山队伍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等候奉张的骑兵打到察北，占了多伦，威胁张家口的时候，再行出击”。阎锡山遂命前线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采取攻势防御。其具体部署是：“商震指挥的队伍，撤雁门关。右翼王嗣昌师带同第六旅撤到繁峙附近沙河，指挥东起平型关、西与雁门关附近联系。左翼孔繁蔚、李德懋撤至阳方口一带，不使敌人有迂　窜扰的机会。为了不使敌人占据雁北富饶的地区，采取‘钉钉子’办法，派傅汝均旅李生达、萧维汉团配有炮兵营、手榴弹营，帮助张汝平（代理大同镇守使）守大同，傅作义团守天镇，李服膺营守浑源，魏德新团守朔县”，　　待机再战。

5月27日，晋军依照阎锡山的命令，放弃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晋军撤至雁门关后，即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迅速布防，以待机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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