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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就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而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民国史处于历史研究的禁区，而作为民国史一部分的南京大屠杀，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世纪60年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兴祖老师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幸存者寻访，并且出了一个在校内流通的研究报告小集子。由于史料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在看来，那次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它的意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标志。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学界才重新开始面对这段历史。

湮没在证人证言中的名字

《名录》的编辑作开始以后，编辑们首先从历次对幸存者的调查开始寻找线索。

对于幸存者最早的调查始于1945年。抗战刚刚结束，为了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也为对日索赔作准备，南京国民政府曾面向广大市民调查抗战人口和财产损失。当时很多工作人员下到各个街道，向南京市民下发调查表格。同时也有不少市民向政府呈文，述说自家的遭遇。

由于这次调查主要是向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举证，做得并不全面。当时的报告书称，“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但这些证人证言中，还是留下了一大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在一份1946年6月15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的证言里，编辑们看到了高大有遇难的经过：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敌寇入城之际，余因经济窘困未及逃避，同屋高大有因不忍家具什件被劫，卒未离去。当日下午，即有日兵数人持枪敲击屋门，余恐波及生命，立即躲藏屋内蓄米箱内。同屋高大有则因年迈动作迟缓，前往开门，不意日寇进门怒容满面，向高大有喃喃责问，高因不懂日语，被数人捆绑椅上，以枪击毙。余蹲箱内见此情形，几乎昏绝。

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593—27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名录中。

另一份由市民葛家永在1945年9月27日致南京市政府的呈文中，编辑看到了5名被日军杀害双亲的孤儿悲惨的经历。呈文这样写道：

具呈报人葛家永，现年十九岁，南京人，暂住润德里二号之一附户亲属处。缘因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当时生父葛传经，年四十一岁，不幸被日敌暴兵杀死，生母张氏、外婆共计三人同归于尽。难民家前住长乐路小心桥三号，家内衣履、器具等等物件，被敌抢烧一空，该房屋成为荒地种菜，此损害重大，不堪凄惨，遗留下我兄弟妹小五口。难民当年十一岁，二弟家炎九岁（哑巴），三弟三岁，大妹家贞七岁，二妹家芳五岁，此五小口苦孩，全奈我姑父母抚养，救济生命存世者……

葛传经以及其妻葛张氏和其丈母，也被收录在《遇难者名录》中。

就这样，编辑们一点一滴地从这些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

1949年后的两次调查（1）

《名录》中更多的资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做的两次调查。南京市先后在1984年、1997年做过两次大规模的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活动。这两次寻访工作，可谓是抢救性的。但是，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两次调查的方式，并不让人满意。

1984年3月，“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开展了一次为期5个月的幸存者调查。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还记得那次调查的范围很大，“是普查的形式。对南京10个城近郊区55岁以上的人都进行了调查。”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由南京市各区县机关、文化馆、街道的工作人员组成，也包括部分学校的师生。当时发现了1756名幸存者，形成的证言更是触目惊心。

幸存者唐广普描述了他从日军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当时，15岁的唐广普是中央军的一名士兵。日军攻入到南京后，他与两万多被俘士兵和平民被日军赶到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本兵用整匹整匹的布撕成布条，开始绑人，从早上4点钟一直绑到下午4点。然后，日本兵让他们一排排坐下。晚上###点，日本兵开始屠杀了。他回忆：“机枪一响，我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我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特别重。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最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这时，他从死人堆里挣扎着爬出来。而那次大屠杀，他只看到一名幸存者，姓诸。

调查中，虽然幸存者的基本信息都具备，但是从专业角度看，孙宅巍认为那些口述记录做得非常业余。“除了这些基本信息，还应该问到受难者当时的感受，后来的生活，以及灾难对其日后生活的影响等情况。但是，这次调查并没有涉及。”孙宅巍认为，这主要是缘于调查者水平的问题，参加调查的人大多数缺乏相关的历史知识和采访技巧。幸存者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且时隔多年，没有采访者的良好采访技巧是很难描述出生动场景的。

调查者的业余性，也是后来几次寻访中最大的问题。

1997年，南京市教育局与日本友好团体合作，组织南京11个区县的14000多名高中生对幸存者进行寻访。4个学生作为一个小组，对南京70岁以上老人进行地毯式寻访。活动之前，教育局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还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

但调查的结果却令他们非常失望，研究部主任梁强回忆，那些中学生的报告5成以上非常粗糙，对一件事的叙述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受害方式都没有，“只是含糊地说，死了。调查中几个重要的时间、地点信息不详，就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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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两次调查（2）

编辑《名录》时，这些调查表着实让编辑者头疼。颜玉凡记得，有的调查表字迹非常潦草，她经常要拿着表请馆里的同事帮助辨认。“有时候，前文本来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她’了。记录中还有很多宏观的描述，像‘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但有效信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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