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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山东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学读书，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前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调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当过国###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2）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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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脱身机会（1）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字皙子，民国时期的名士。他组织过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筹安会”，也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李大钊为什么没走？对这个问题，80年后几经争论，迄无定论。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过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断地飘舞盘旋。

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王德周的印象里：“二十八号小门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不是毫无准备，把所有文件，放在炸药的下边，在小门里边看着，如果特务们来了，或发现枪声，就马上用电流通电把它们都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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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脱身机会（2）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它可能是指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体事情。但它一定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大业息息相关，与北伐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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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1）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个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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