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俟天命可也。”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甫,弟心惶惶,结缚愁肠啊……”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王安石,非凡俗之人,你多虑了。”
司马光持“手书”面阙谢恩:“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合君意,拚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谏诏书’开始……”
《求谏诏书》的修改和重新颁行,气势不凡地烘托了司马光复出的声威。朝廷对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鄂因谏言“犯非其分”冤案的公开平反,春雷震动般地抬高了司马光“老而弥坚”的权威。司马光受权主管的“广开言路”,迅速地在朝廷和京外二十三道的州府县衙展开,形成了揭露“变法”十七年来种种缺失弊端的风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势头之猛、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的“气势澎湃”。历史上一切交替反复的变革,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和清算,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朝廷百官似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认识和信仰,日以百计弹劾王安石及其变法者的奏表卷地而起,成了大内皇宫唯一的声音。京外诸道的州官县吏,也都闻风而动,军州驿站昼夜不停地传送“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奏章”。特别是竟有村野农叟耕夫一百五十余人,手持“青苗、保甲不便”奏表,从四面八方来到京都投诉,把“广开言路”弄得热闹至极,也把司马光推到了朝野“高山仰止”的境地。战争和内争的日子太长了,黎庶都需要一个能使天下安定的人物,司马光成了这种需要的偶像。
司马光毕竟是高明的政治家,为防止风暴般的“广开言路”毁及皇权的神圣,也为了松弛一下朝臣们绷得过紧的心弦,他不失时机地控制了这场“风暴”的吹袭。
六月二十八日,崇政殿举行午朝,群臣毕集,主要内容是廷议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情况。这个“午朝”,也许含有为司马光“平反”的意思,连十岁的皇帝赵煦也着袍顶冠坐上了御椅。十五年来不曾在延和殿露面的司马光今天露面了,群臣们都想从这位掀起“广开言路”风暴的新任门下侍郎的言谈话语中,探知今后朝政的走向,弄清这场“风暴”将刮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尚书右丞李清臣是支持司马光的,他此时情绪高昂,心情紧张,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左相蔡确、右相韩缜、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侍郎张璪等人。这些反对“广开言路”、已被“广开言路”弹劾的宰执大臣一个个面色阴沉,目光凶冷,似乎已咬紧牙根,要从司马光廷议“广开言路”话语中,抓取疏漏和缺失,以便伺机反击。崇政殿里此刻已是一片寂静。
太皇太后主持了今天的午朝,她首先赞扬了司马光“忠于臣道,十五年甘于寂寞,忠君忠国,老而弥坚”,继而谈了“广开言路”、“下诏求谏”的一般情况,为司马光敲响了上场锣鼓。
司马光步履艰难地走出群臣之列,在群臣们鸦雀无声的等待中,张开了十五年来默而不谈朝政的嘴巴,神情平和地讲出了他对“变法”十七年功过是非的见解:“……先帝聪明睿智,励精图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委而任之,言行计从,人莫能间,虽周成王之任周公,齐桓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任乐毅,蜀先帝之任诸葛亮,殆不能及。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者也。”
司马光一开口,就确定了神宗皇帝赵顼励精图治的“天纵英明”和高于周成王、齐桓公、燕昭王、蜀主刘备的“英主地位”,也就是空泛地肯定了“变法”的必需,肯定了群臣们先后参与“变法”的这段历史。崇政殿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太皇太后脸上露出了笑容:司马光为“广开言路”中那些五花八门的弹劾奏章的处理划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比蔡确高明多了。尚书右丞李清臣和大多数朝臣唧唧喳喳的议论声起,反映了对司马光言论的赞同。蔡确、张璪、韩缜早已被一个月来的“广开言路”风暴吹懵了头,此刻突觉心头一阵宽适,轻轻舒了一口气。章惇却更加拧紧了眉头:老奸巨猾,司马光果然虑事精细啊!一出手就举起了维护神宗皇帝的旗帜,师出有名了。
司马光话头一转,情绪随着激昂起来,把讨伐的矛头指向了“变法”的倡导者:“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知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已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其人意所欲为,人主不能夺,天下莫能移,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其异者,摈斥沉沟壑,专欲遂其狠心,不顾国家大体……”
这分明是不点名地对王安石的声讨,也是不点名地对朝廷一些重臣的抨击。三省六部的重臣们都低下了头,因“变法”而“登青云”者惶惶不安。司马光似乎察觉了这些人的心境,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制定新法的少数重臣:“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缙绅大夫,望风承流,竞献策划,务为技巧,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又有边鄙之臣,行险侥幸,轻动干戈,深入敌境,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又有生事之臣建议置保甲、户马以资军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需,遂使九土之民,失业穷困,如在汤火。此皆群臣躁于进取,误惑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
崇政殿里鸦雀无声。司马光提高声调,说出了他这篇讲话中的最强音:“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高瞻远瞩,明断施恩,罢修城役夫,撤巡逻之卒,止御前造作,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饰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繁扰者,罢货物场及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凡此福民之举,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为我辈人臣示以范例。今后之计:我辈身为人臣当继承神宗皇帝‘励精求治’之初衷,革故鼎新,强国富民,中兴大业。新法之害民伤国者,去之!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以爱民为心,其民必富;以益国为本,其国必强!”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宣言书,他确定了罢废“熙宁新法”的基调。大多数群臣以“太皇太后万岁”、“皇帝万岁”的欢呼声,表达了对司马光的支持。
这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策略的巧妙运用,他举起继承神宗皇帝赵顼大志初衷的旗帜,不点名地抨击了王安石的“变法”,解脱了朝廷百官,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争取了人心。
这也是司马光“革故鼎新”的一次动员,他供奉太皇太后为主帅,用坚定不移的气概鼓舞支持者,主宰着朝政的进展。
崇政殿的这次午朝,给了司马光超越一切臣子的权力,如同十七年前王安石凌驾于二府、三司一样,左相、右相靠边了,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历史转了一个圈子,时代的角色换了地位。
章惇开始了悄悄的思索,对司马光的“宣言书”提出了怀疑:否定“变法”也是继承神宗皇帝的“大志初衷”吗?否定王安石的一切真是别无所图吗?“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空洞的高调,骗人的伎俩!这样的“革故鼎新”不就是“旧制还魂”吗?章惇悄悄的思索变成了悄悄的串连,一股反对司马光的力量也在悄悄地集结,蔡确、张璪、韩缜和京东转运使吴居厚都向章惇靠拢了……
司马光有着把握政治风云的敏感,而且诸通官吏与政情的血肉关系。“崇政殿午朝”之后,他便对朝廷现实的力量对比作了精细的分析,并从王安石“变法”兴衰过程中吸取了切实的教训:介甫之失,不唯失之于操术过急,亦失之于用人不当,任何完美无缺的方略,离开德才兼备的官吏,都是一纸空文。他本是“脚踏实地”之人,又知审官院多年,有着丰富的知人用人经验。为了推进“革故鼎新”,也为了改变自己在朝廷中“忌者甚众,置身其间,如黄叶在裂风中”的艰危处境,便借吕公著由扬州入京奏事,太皇太后征询意见之机,按照自己的“吏治观”,把一份“任贤任能”的名单上呈于太皇太后:……陛下推心于臣,俾择多士。窃见刘挚公忠刚正,始终不变;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傅尧俞清立安恬,滞淹岁久;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离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六人者,皆素所熟知,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徐如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陛下记其名姓,各随器能,临时任使。至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皆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举所知,庶几可以参考异同,无所遗逸……
司马光所荐举的这二十五人,多为王安石“变法”中的被贬逐者,其个人才智,皆为当时俊彦。太皇太后纳司马光所荐,召被贬逐者入京,委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委范纯礼(范仲淹第三子)为吏部郎中,委孙觉为侍讲,委朱光庭为左正言,委王岩叟为监察御史。其余皆暂居谏院、御史台。
这些被贬逐者的重返京都,立即改变了朝廷里的力量对比。这是一群受过委屈、受过苦难的受迫害者,积怨在胸,不吐不快。皇帝赵顼死了,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离开朝廷了,他们找不到昔日的冤家对头,便把几年、十几年来憋在心中的怨气向现时居于官位的人们撒去。他们蔑视一切权威,蔑视“变法”十七年来的一切,也蔑视司马光苦心诣意的筹划。王岩叟声称“青苗实国民之本,须尽罢去”,朱光庭叫喊“均输富商害国,当尽罢废”,晏知止认为“王安石余孽皆贪黩之人,除恶务尽”,梁焘竟然使气:“三省六部官员,皆当贬逐”。党同伐异之声势甚于十七年前王安石“变法”时的朝臣大换班。这种震荡朝廷的风雨雷电,壮大着司马光的声势,也把一些心存不满的朝臣推向章惇、蔡确、张璪、韩缜、吴居厚一边,朝廷里的一场新的纷争在酝酿着。
但司马光没有被支持者的狂热所迷惑,也没有受朋友们的狭肠报复所左右,冷静地完善着他“革故鼎新”的筹划。他看得清楚,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许多地区已停止施行,且涉及广大农村,一时难以弄清真实情况,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这些新法的成败利钝,也是一本说不清的糊涂帐,短时期内难见“革故鼎新”之成效。而保甲法、募役法、将兵法,完全是朝廷法令的产物,也是府县政权的根本,迅速罢废,则震动全盘;罢废迟缓,则政令难通。他决定先在保甲、募役、将兵三事上开刀,以收立竿见影之效。遂上书于太皇太后: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大行皇帝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趾日南制于李氏,深用为耻,慨然有征代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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