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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八一三”那天,邵洵美一家和他的工厂职工下午三点多才逃往苏州河河南的,他在《一年在上海》中写道:“我们的车子过桥(可能是外白渡桥,因为过了外白渡桥就是英租界了——笔者注)时将近四点半了。有两个工友当时走散了,来不及和大家一起走,他们五点多钟出来,竟然被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了。他们幸亏都懂得赶快伏在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腿上受了伤。他们说当时射死的男女老少不止几十百千。不知那有三个小孩的一对夫妇会不会在里面?更不知那一对六七十岁提着小手巾包的老夫妇会不会在里面……”有人撰文说“八一三”一战,使邵洵美“变成一个无产者”,因为他们搬了好几次家,最后落脚霞飞路(现淮海中路)1754弄17号,项美丽住在9号。财产的损失是无法说清了,但这次逃难没有使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正义感和斗争精神。这期间,邵洵美以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中文杂志叫《自由谭》,英文杂志名《公正评论》。《自由谭》出版到1939年3月1日第七期,后因日本人干涉而被迫停刊。秘密翻译和出版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也是这个时期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公子天下(11)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总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个重要文件很快就传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要求地下党员杨刚女士迅速译成英文,以便让全世界都能读到这部指导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著作。杨刚是《自由谭》的作者,外语极好,为安全起见,住在项美丽家里,在翻译过程中,邵洵美与之字斟句酌,并在译出之后,首先在《公正评论》上公开发表。这部著作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四次连载完毕,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这个英译本专门写了一千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这篇序言后来也由杨刚同志译成英文,刊登在单行本上。另外杨刚还写了一篇“译者序”,序中对邵洵美的帮助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单行本出版之后,一部分由杨刚带走,交*地下党组织发行,另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和他的助手王永禄,利用各种方式,把它塞进在沪外籍人员的信箱里。这些工作无疑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那时日本人虽然还未进入租界,但那咄咄逼人的气势,早已不把西洋人放在眼里。终于有一天,两个日本人请项美丽“吃饭”,问她《公正评论》和《自由谭》的真正编辑是谁,稿子都是怎么来的。项美丽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于是杂志就被宣布勒令停刊了。

杂志不能办下去了,项美丽在日益紧张的“孤岛”无法工作,又捡起她初到中国时就有的写作计划,撰写《宋氏三姐妹》。为采访宋氏姐妹,邵洵美为其引荐,并陪她去了重庆和香港。可是在香港,项美丽却投入了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并与之结婚,生了一个孩子。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时,她丈夫被关进集中营,她带着婴儿过了两年最艰难的日子,1943年回到美国,仍是以卖字为生,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项美丽可以一走了之,可是邵洵美的情丝却无法断绝。1946年,据说他是替一家电影公司考察进口电影设备,来到了美国,并且找到了项美丽。谁也无法知道他们那次见面各自怀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法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总之,那时的项美丽,经过战争的磨炼,已有了稳定的工作、安定的家和心爱的孩子,年轻时代的冒险该结束了,她不可能跟邵洵美再回中国,邵洵美只能悻悻而返。

关于邵洵美后来的生活,真正熟悉他的人,几乎都不忍说了,认为这个诗人的悲剧完全是时代造成的,与其说是一个豪门后代的悲剧,毋宁说是一个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解放初,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的机器,全部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收购,连同工厂里的工人一起全包了。为此邵洵美带了全家(除大儿子邵祖丞之外)也来到北京,一来他需要一份正式的工作;二来既然机器国家全部买去了,工人也全由国家包了,为什么不可以再包一个邵洵美呢?他与出版打了几十年交道了,甜酸苦辣尝尽,现在解放了,百废待兴,出版业不也正需要人吗?于是在1950年春,他在北京找了一处很幽雅的宅子住下来,然后到处拜访朋友,找工作,如果不工作,他除了那笔卖机器的钱,一无所有了,全家怎么生活呢?然而现实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容纳他的气量。他过去不晓得帮了多少朋友的忙,而如今,好像所有的朋友都对他爱莫能助。他病了,两个女儿也病了,全家只得返回上海。

第九章 公子天下(12)

朋友还是老的好。秦鹤皋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1954年介绍他翻译了马克·吐温的《汤姆莎亚侦探案》,薄薄一册,出版后销路倒异常地好。但他不能老是在家里等活儿上门来,全家大小要吃饭、要读书呀!后来,他当年为之出过书、解过困的夏衍同志了解了他的窘况,就关照北京有关出版部门,邀请邵洵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稿酬每月二百元先预付,书出版之后再依次扣除。这样,他总算有了固定的收入,先后翻译了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又翻译了泰戈尔的《家庭与世界》、《两姐妹》和《四章书》,这三部书稿后因中印关系恶化而未获出版。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约他和余贵堂合译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邵洵美用笔名荀枚),于1959年出版。

1950年代下半期,他还莫名其妙地被投入牢狱三年半,同牢的居然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关于这三年半的精神与身体上的煎熬,笔者实不忍心去叙述了,请大家阅读一下贾老先生回忆邵洵美的文章,原汁原味的牢狱生活,全在其中了。

这场冤狱后来又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据知情人讲,是因为解放后邵洵美还给项美丽写过两封信,然而都没有到达项美丽之手,都落到了有关部门手里。信的内容无非是向其求援,因为他实在是钱不够花。但在那个时代这是犯大忌的,因为项美丽的丈夫是英国谍报人员,跟这样背景的人通信,还不是里通外国吗?但天真的诗人哪里懂得这些!

这三年半好歹算是熬过来了,但是到了十年浩劫他无论如何也撑不住了。他的藏书全没有了,朋友都不敢上门了,各自性命难保。有一段时间他被扫地出门,与大儿子邵祖丞合居一斗室,室内仅有一张床,他睡床上,儿子就得睡地上……1968年,邵洵美贫病交加,咳嗽气喘,身体不能动弹,夜不能寐,医院诊断是“肺原性心脏病”,住院、出院、再入院、再出院,折腾了好几个月,终于在5月5日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先甜后苦、不无快乐亦不无怨恨的“骑士”生活。他去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生前的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如夫人陈茵眉女士经过长达十年时间的反复上访,对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终于得到了纠正。他的儿子邵祖丞惊奇地从报上刊载的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里,得知其父病重时,有关单位还想把他拖到北京去批斗呢!

阴阳一生邵式军

汪伪时期的上海,有两个路人皆知的大财主。一个经营“烟”和盐,一个管税收,日进万金,财势熏天,背后都有日本人撑腰。这两个人居然都是盛家的人,是连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奈何不得的实力派。

这两人,一个是盛老三(盛文颐,又叫盛我京、盛国华),是盛宣怀的堂侄;另一个是盛宣怀的亲外孙邵式军(原名邵云麟,排行老五,又称邵老五,邵洵美的五弟),四小姐盛樨蕙的第五子。此二人一生均阴差阳错地跌宕起伏,大开大合,当然最后的选择和结局是不一样的,亦是盛氏大家族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关于邵式军,外界只知他在敌伪时期是税务大官,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投日的“门道”;只知道他的后台是日本军部,却很少知道他在家中的“领导”,即他的夫人蒋冬荣。可以说,邵式军一生中所有重大的转折和决断,都跟他的夫人有关,没有蒋冬荣,也就没有后来的邵式军。

第九章 公子天下(13)

邵式军成年的时候,家族已经中落。分家的时候,大哥邵洵美因过继给大房,分得了邵家的一半财产,另一半分给他的父亲邵恒。但邵恒夫妇不善经营,常年以赌台为乐,尽管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典当、银楼和店铺,但天长日久,坐吃山空,大小账房又乘机中饱私囊,而等到邵家老四、老五、老六要花钱的时候,家中已拿不出钱来供他们享用了,甚至上学的学费都成了问题。

邵式军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年青气盛,很想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然而手中无钱,在上海就休想活动得开,于是在选择配偶时,尤其注重门第,指望依靠丈人家的财势,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春游活动中,认识了蒋家小姐蒋冬荣。蒋冬荣是民国初期浙江督军蒋百器的女儿;蒋的舅舅吴启鼎是大名鼎鼎的银行家(四明银行老板);蒋冬荣的外公,是旅日华侨商界的领袖吴锦堂,极富名望,他在日本神户的老房子,现辟为孙中山纪念馆。可见蒋冬荣是一个既有经济背景又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千金。一对恋人很快就热乎了,进入谈论嫁娶的阶段。

那时按照上流社会的规矩,结婚之前,男方须向女方家里送“盘子”(即聘礼),通常是一些有相当价值的首饰。而此时的邵家已拿不出像样的“盘子”,偏巧蒋冬荣又非邵式军不嫁。为了顾全面子,蒋家就将一批首饰夜间偷偷送到邵家,第二天白天,邵家再堂而皇之地送到蒋府上。因此,邵式军从一开始就对太太感激不尽,此后在重要的事情上,对太太更是百依百顺了。

他们婚后住在蒋家,邵老五见他的几个兄弟(除了老大和老六之外,时老大已成家,老六由其继母“马立斯”照管)都过得很艰难,于是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把他三哥、四哥全都接到丈人家住。蒋家不忍让这个漂亮女婿大学毕业后无所事事,就由蒋冬荣的舅舅推荐,到福建省税务局当一名稽查官,同时也把他四哥邵云麒一同带去,因他与四哥最要好。在福建税务官这个位置上,邵式军初步尝到了办税务的甜头。

邵式军的岳父蒋百器(1878—1927,名尊簋)是老同盟会的会员,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又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时全力投入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他回国时,正是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他的同乡秋瑾涉案被捕之时。蒋百器奋不顾身进行营救。谁知营救不成,反而自己遭到抄家,更不幸的是清兵从他家中抄出一首秋瑾写给他的长诗,中有“久闻我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句,更加引起清廷的怀疑,于是将他调往广西,辛亥革命后才又回到浙江,担任浙省督军。在后来的“护国运动”中,还出任过孙中山先生军政府大本营的参谋次长、浙江宣慰使。在浙江省内,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派人把他害死了。

蒋百器与吴夫人只生了蒋冬荣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可是当年蒋百器在北京时,曾与一位名叫陈翠娥的名妓生过一儿一女。那时袁世凯要称帝,把蔡锷、蒋百器等人软禁在北京,并以青楼女子相引诱。蒋百器果与陈翠娥建立了感情。陈氏能诗善绘,苏州人,还烧得一手好吃的小菜,生下女儿叫蒋冬华,儿子叫蒋益门(长大后参加了军统)。当吴夫人为蒋家无儿子承继家业而愁苦时,有一天听丈夫说在北京有一对小儿女,遂不由分说,私自派出丈夫的卫队,跑到北京找到陈翠娥,硬是从陈氏手里把两个孩子抢了过来!陈氏见丈夫一去不回,已悲观失望,眼下一对儿女又被抢走,于是心灰意懒,再入娼门。她后来与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相好,成了徐府的五姨太而去了天津,直到徐氏去世后,才带了一些从徐家分得的遗产到南方找她的儿女。这就是后来长期居住在邵式军家里的另一位丈母娘,他小姨子蒋冬华的生母陈氏。陈老太太心胸开朗,年寿比邵式军夫妇还要长久。。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九章 公子天下(14)

1937年抗战爆发,邵式军兄弟在福建觉得不安全,返回了上海,但很快“落水”当了汉奸,这又是缘于他岳父那头的关系。

原来蒋百器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松井石根,此人在侵华战争中大出杀手,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他到上海后到处寻找老同学,想叫老同学助他一臂之力。打听下来,蒋百器早巳去世,蒋的儿子蒋益门已是国民党军统的人,只有一个女婿赋闲在家,而且是搞税务工作的。松井石根一听大喜,立即派人把邵式军找去,请他为日本人在上海办税务,而这个位子,正是抗战之前,邵式军的七舅盛老七坐过的位子,他早就心仪已久。但这次情况不一样,是要当汉奸的,他犹豫不决。但回家一与太太商量,蒋冬荣倒决定立即答应下来。为什么呢?她要为父报仇,其父既是被蒋介石害死的,那么谁与蒋介石作对她就倒向谁,即便是日本人也来者不拒!于是,邵式军这个伪苏浙皖统税局局长就做成了。

蒋冬荣个头只有一米五,但心眼机灵,遇事果断,是丈夫的脑中之脑。平时遇有重要的客人来找丈夫,她总是躲在隔壁房间“旁听”,若谈到棘手的问题,丈夫与客人支吾其辞时,家里的侍从就会推门而入,说是“太太有要紧的事情请老爷过去一趟”,这时邵式军就心领神会,立即抽身而出,不管是什么来头的客人,一律被晾在一边。等他从隔壁房间被“面授机宜”出来,已是胸有成竹,应付自如了。

邵式军出任伪职后把家搬到南阳路,租了两幢花园洋房,另外又为他的总务长、账房、姐姐邵云芝、卫队长等人也租好了房子(南阳新村的四幢房子)。等他大把大把的钱赚进后,就在余庆路80号造了一幢四层豪宅。这栋豪宅外型雪白,类似飞机的式样,院内有大草坪,远远望去,似是一架银燕落在了草地上。平时门禁森严,有卫兵荷枪把守,一般的客人在一楼,重要的客人才上二楼。二楼会客室的门饰和墙上的雕花,至今看来都是建筑上的佳作。这个院子前后呼拥了百十人,除了卫兵、税务警、大小账房、男女佣人,还有奶娘、大姐等等,进出都是呼拉一大群人,市民无不对其侧目。

邵式军赚钱的方式主要是“十抽一”,同时把收上来的税款在他自己的银行里先存十天。苏浙皖向来是中国税收重地,光这“十抽一”就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他的钱袋迅速地膨胀起来,不仅自己办了大华银行、印刷厂、印染厂、当铺、店铺,还置办了很多房地产,并通过美国人斯密司(邵洵美的朋友),把大笔的美元存入外国银行,以至于他自己到底有多少家产,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了。那时欧洲人眼看中日在打仗,纷纷卖掉家产逃命,路上又恐怕带首饰不安全,同时欧洲的行情又不好,所以把许多贵重的首饰都送进了当铺。蒋冬荣趁机大开当铺,收进高级饰品达上千件。解放后邵式军在山东财政厅吃冤枉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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