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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像这样了解材料，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后，才往外发展——他的亲友，他的部下，他的同事等等，这几个人不是一些下级干部，他们是中央级研究特务组织的干部，并且不单纯限于了解，而是研究特务的一切。因为姜守全已逃到台湾，写这样材料是准备在一定的时候应用。并且肃清他在大陆上的反动的社会关系。这些人一了解材料就是两三个小时，随便不负责任的问答式的谈话，他们不能满意。那个高个，说话费斟酌，问话很稳重，没有想好，没有造好句的话不出口。这样的干部是负责任的老干部。

黄炳寰腿疼，这里的李所长问他治没治？黄说喝虎骨酒有效。李所长便上街买虎骨酒两大瓶。这里要什么有什么，真想不到。这种优厚的待遇，受之不安。

李所长这个人有二十七八岁，说话声音很低，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仿佛像托儿所的阿姨一样。先叫我们把背上“犯人”两个大字洗掉，冼不下去用汽油擦。因为是铅油写的，汽油也擦不掉，便重发棉衣。我的衣服又小又不好看，便发给一套黑斜纹干部服。别人的衣服也都换了，没有帽子的买了新帽子。

晚上，韩科长找我谈话，鼓励我们早日改造好，在改造中给予一些物质上的照顾，是为了帮助改造，并且说：“将来还有可能到社会上看一看建设的情形。”

我们认为把北满的少将以上的反动派，都集合到这儿，这是中央统一的命令，对我们要很快处理。我个人的想法也不外乎是集中优待，快速处理。

真的要我们到社会上去看看！快八年了，我不知道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也不知道社会都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回可以一饱眼福了。

参观新建的长春汽车制造厂。

旧历腊月二十八了，工人宿舍的主妇都在准备过春节的食品。我们参观了几栋工人住宅，楼上楼下没有煤灰，一律用煤气。每套房间有淋浴室、住室、小客厅、小厨房。井井有条，清洁非常。回想一下，过去东北的一般大地主也没住过这样好的房子。住这么好的屋子哪能不好好劳动？哪能不想办法发明创造？哪能不感激共产党、毛主席呢？解说员说：“这是比较好的住宅，并不是其他工厂都这样，我们有的同志还没有搬进这样的住宅，仍住旧房子，离这儿也很远。”

到了装配车间，这是制造汽车的最后一道工序，将来正式生产，9分钟一辆汽车！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制造过汽车，中国过去所用的汽车是“万国”牌，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有，就是没有中国自己出产的。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第一个汽车厂，这是新鲜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国民党贪污腐化，什么建设也不能搞，就能搜刮人民，压榨人民。

在底盘车间，解说员说：“这个车间的地板是最好的松木块，经过消毒、上漆，七道工序制成。一块一块的立着放，能隔湿、隔凉、震动小，可以使工人不患关节风湿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多数是水泥地，工人常年站在石灰地上干活，到晚年两腿不能动，半残废。”这么一听，在我们国家劳动的工人真是幸福。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春节吃得很好，在监狱是想象不到的。这位炊事员手艺好，人规矩利爽，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在大饭馆干过或住过大公馆。就是中午炒一小碟咸菜，也好看好吃，达到了做菜的“色味香”要求。过春节，饺子、花卷、鱼、过油肉、葱爆羊肉，做得都很好，这样的炊事员怎么能到看守所给犯人做饭？一定是从哪个单位临时调来的。

崔所长怕我们过春节寂寞，给我们预备了象棋、军棋、扑克，他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如此怕我们想家、闹情绪，真是关心备至。因此不仅在饮食上，且在精神上，这个春节过得也最愉快。

崔所长是吉林公安厅的老干部，1948年10月我在吉林自首，他知道。他说：“那时你若不努力争取，是很危险的。”

过了春节，我对尚传道说：“我们干件什么事来报答政府这样的宽大照顾呢？”

他说：“写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材料。”我说可以，我建议：“给台湾的熟人写信，叫他们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写给项迺光一封，岳梓宇一封，都是大特务，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信可以广播喊话，或电台播送。

2月18日，坐上租来的公共汽车去市里参观。先到吉林食品厂，后到公私合营的益发合，最后到长春百货公司第二商店，整整一天。到长百第二商店参观，使我想起解放前，在这个楼下逮捕过地工人员，查封过一个青年药房。那时这个地方住着士兵，糟蹋得残破不堪。现在旧地重游，不能不想起过去的罪恶。这不是参观，是检讨自己的罪恶。

长百第二商店，有八千多种货物，令人自豪的不是货物品种的繁多，而是货物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生产的或制造的。不像解放前的百货商店，化妆品是法国的，毛织品是英国的，丝织品是日本的，到了解放前夕，一些百货商店都成了美国商店了。现在，到长百第二商店一看，有许多货物，比美国的还好，一些绣花缎子是出口的作品，自行车样子美观坚固耐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民翻身当家，发挥出无限的智慧才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2月20日，起床很早，告诉我们到市外去参观。韩科长和五六个外勤人员与我们坐一辆汽车。过完春节，还有寒意，走了一半路，韩科长叫汽车停下，下车活动一下，又继续行驶。汽车开得很快，150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参观的是长岭机械化农场。农场主任介绍说：“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烟。现在有了五百多亩大田，国家发给了大型拖拉机，建造了厂房，增加了一些技术人员，成立了三个生产队，成为吉林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去年收成很好，给国家收了30多万斤粮食。今后还要扩大，一切劳动全部实行机械化。”

接着参观拖拉机，苏联的履带拖拉机“热特”、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在院子里驾驶“斯大林80号”拖拉机。“热特”机正在切豆饼。天很冷，冻得人手不敢碰钢铁，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

下午又坐车走了十里地，到这个农场的第二大队参观。这里一片平原看不到头，主任在汽车上说：“这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方圆百里，都要开垦成良田。我们这个农场还需要大批的人力，将来你们再来的时候，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农场主任高大身材，黑红的脸，有30几岁，学机械的。人很稳重，说话言谈显示出一种果断的劲头，充满着乐观精神。在这么一块荒地建成一个这样大的农场，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有能吃苦耐劳的共产党员带头苦干，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想将来中国的土地都能用上农业机械，那就好了。

路上，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非常好看。外勤人员开了一枪，没击中，全都飞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长春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参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像个胖娃娃，挺惹人喜欢。她上车指着方向，引导汽车前进。

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说说笑笑，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有50岁的样子。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小声问了一些情况。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她一边说，这个老头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对韩科长说：“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

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的情况。解放以前，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几十户贫农。贫农吃不上饭，家中没有被子。解放后，贫农分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多了，生活富裕了。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都有余粮。蔬菜供应市内，冬天有暖室，照样生产新鲜蔬菜。

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参观养鱼池。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这里预备养10万尾鱼苗。在养鱼池边，站着一个女的，有20岁，手提黄帆布包，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看来她们都是干部。解放前这些小丫头，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娇生惯养，什么也不懂；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吃不上饭。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是听党的话。

参观中，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参观回来，车过大经路，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长春市公安展览会”。我一想，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现在还展览什么？一九四九年的公安展览会，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有被杀人的相片，有我坦白的材料，我的军服，便服，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

参观告一段落，写参观感想，我写了七页。第一，感激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5万元。可是没有相片，因此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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