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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另外，刘恢与王濛、袁乔、桓温等人相友善，袁乔姑且不论，王、桓也都是刘惔的好友。按理说，刘恢与刘惔同为沛国刘氏子弟，年龄相近，交友亦相类，又皆能玄言，理当关系密切，但《世说新语》中却不见他与刘惔来往的任何记载。又王濛为会稽王上客，与刘惔一样交游广泛，他对刘恢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刘氏声誉必然盛极一时，但竟也找不到刘恢与其他名士交往的记录，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样的奇怪现象，只能从二刘本是一人方面求得解释。

说到这里，大概还有两点疑问没能廓清。一是刘惔字真长，人所共知，而刘恢则字道生。二是刘惔在郡以无为为治，孙绰诔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刘恢号称有文武才，为蕃屏高选，两人政治才能似乎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然而这两点都可以解释。

史言刘恢字道生，与刘惔字真长不同，吴仕鉴认为是一人两字，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道生”或是小字，晋人称人小字已成风习，无论称人者还是被称者均不以为轻*。“道生”者，是因天师道而得生之意。刘惔本籍沛国，过江居京口，沛国属徐州，而当时青徐二州滨海地带士庶多有奉天师道者，此风流布，濡染内地亦所难免，京口又多青徐流民，则刘惔家奉道也不足为奇，长辈给子孙起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小字，更是理所当然。

至于刘惔“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之评，实际上与王导晚年所谓“世谓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之意相同，其为政方针仍是东晋开国以来王导所倡的“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这种方针的特点是“宽小过，总大纲”，以和靖致治。以此为政虽未免宽纵豪右，但于内部矛盾重重的东晋王朝而言，却非此不能保持大局的稳定，刘惔为郡以镇静信诚为治，风尘所不能移，已见前引，当是深得王导政崇简易的精髓，实际上与桓温“全欲德被江汉，耻以威刑率物”的方针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能以刘惔在郡无为即认为其是空谈之士。

能表现刘惔政治才能的事件，除其在郡以镇静为政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即受命出镇沔中。此事现在已无直接记载，但从桓温以刘惔镇沔中一事的背景和之后情形，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

以襄阳为中心的沔中之地本由桓宣戍守。庾翼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进屯襄阳，排挤桓宣，次年桓宣发愤而卒，庾翼遂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代领桓宣所部，同时留司马应诞镇襄阳，命参军司马勋以梁州刺史戍西城，对沔中地区形成严密控制。这种严密的布置，当然主要是为了形成互相支援的对外防御体系，但在荆州易手之际，却也给必须控制汉沔要地的桓温出了难题。司马勋身在西城，距襄阳略远，又是晚渡荒人，于庾氏不甚亲密，尚可通过拉拢方式解决，但庾方之作为剥夺权力的主要目标，应诞以庾翼司马出镇新得之地襄阳，可想而知是庾氏亲信将领，二人又都手握兵力，如果不能妥善处置，必然造成动乱，甚至会威胁到桓温对整个荆州都督区的控制。桓温敢于在如此时期将刘惔放在这个位置上，想必是对他的手段有一定信心。

刘惔到沔中后的行事虽不见诸史传，但想必是以极其老辣的手段迅速控制了局势，在没有伤及沔中元气的情况下解决了庾氏势力。否则次年桓温伐蜀，恐怕也轮不到刘惔后任、以江夏相监沔中诸戍并督三郡军事的袁乔担任先锋。当然，田余庆先生在研究王庾江州之争的过程中已经指出：“有许多本来只能由武装冲突来解决的问题，在现存的简括的史料中竟然都是和平过程，这很难令人相信。”但即使刘惔夺取沔中之事也属于田先生所论述的情况之列，也无损于对其人能力的估计，毕竟这种棘手问题即使武力解决也有相当难度。刘惔在解决沔中问题中的表现，也正合王濛“蕃屏之高选”的评价，与庾翼的评论和宋明帝《文章志》的记载亦能契合。

刘惔另一可为人称道的，是其出色的远见。除料桓温得荆州则不可复制以外，还有一件事也是值得一提的。《世说新语·识鉴第七》“桓公将伐蜀”条云：

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曰：“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

桓温公元三五六年（永和二年）十一月伐蜀，拜表辄行，公元三五七年（永和三年）正月即克成都，果如刘惔之言。

把以上几点合起来，刘惔与刘恢为同一人的说法想必变得甚为可信了吧。此时门阀士族尚有生命力，名士能用兵者见于正史的即有袁乔、谢尚、王恬、荀羡等人，因此刘惔不似一般认为的那样但能清谈也不足为奇。

刘惔在沔中的时间不长，公元三五五年（永和元年）八月桓温西上，以刘惔镇沔中，次年正月何充卒，二月会稽王辅政，三月殷浩拜扬州，参前王刘二人共阻褚裒入相之语，则刘惔当是在何充逝后不久甚至逝前即已征还，其后代刘惔监沔中诸戍的是江夏相袁乔。按袁乔自徐州随桓温至荆州，初任安西咨议参军、长沙相，未到职，后乃继刘惔镇沔中，因此我有些怀疑前引“袁羊尝诣刘恢（惔）”条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襄阳，然而并无根据，只得付之阙如。

五、结论

经过以上论证过程，可以推知永和名士之首刘惔并非千年以来史家所公认的清谈客，而是才兼文武、且甚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其在正史上地位不高，不是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是由于会稽王以之为清谈宾友，政治上并不重视其意见，而其本身又早逝的缘故。限于对资料的掌握，该篇论述中掺杂了许多推论，不敢说确凿，仅为一种观点而已。

………【第十五篇　刘隗】………

刘隗（273～333）东晋大臣。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晋元帝以之为丞相司直。为官刚正，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职。迁侍中，封都乡侯。元帝即位，与尚书令刁协同为元帝心腹。旋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今江苏淮阴）以抑制王敦。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叛乱，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迫投奔石勒。

刘隗，字大连，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后也。父砥，东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书郎，稍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迁丞相司直，委以刑宪。时建康尉收护军士，而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后，宜为其防。”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又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陶亡后，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建兴中，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正刑弃市，遇赦免。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悖在三之义，伤人伦之序，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请除挺名，禁锢终身。而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抗纬文经武，剖符东籓，当庸勋忠良，昵近仁贤，而褒求赃污，举顽用嚚。请免抗官，下狱理罪。”

晋国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门生断道解庐，斫伤二人，建康左尉赴变，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宠，列位上僚，当崇明宪典，协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纵肆小人，群为凶害，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远近汹吓，百姓喧华，亏损风望，渐不可长。既无大臣检御之节，不可对扬休命。宜加贬黜，以肃其违。”顗坐免官。

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长。”

刘隗主要事迹

一、矛盾激化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问鼎于中原。在这种形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谋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奔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参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发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经过选择，认为东海王越系统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地区比较稳定，既可安身立命，又有施展身手的余地，遂避难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恰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关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附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完全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扶植、拥戴才得以立足。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控制的傀儡而已。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天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主弱臣强的政治状况。对此，不仅司马睿十分不满，而且家族势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自身政治地位的巩固受到直接威胁。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始，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亲信；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扶植皇权，以期蒙被显贵。

刁协因为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熟悉封建礼仪制度。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立初期，被委以创立宪章的重任。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熟悉过去的礼仪制度，刁协排除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制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制度。它的建立，对于明尊卑、辨贵*、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一定作用。司马睿因此更加器重刁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善于探求司马睿的旨意，并凭借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长处，往往能够在司马睿尚未发话时就满足他的愿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十分称心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扶植纵容门阀势力的政策深为反感，一反“本诸家传礼来久”的儒学家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原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亲信，但他擅自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结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政策的保护下，货赂公行，吏治**。刘隗力图予以纠正。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究。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霸占举主刘陶之妻，违背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而且尚贪赃枉法，虽遇赦免死，但应除名，禁锢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对于明知宋挺赃污，却仍欲举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下狱治罪的处分。晋元帝虽表示赞同，但因宋挺已经病亡而不想再追究。刘隗据理力争，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同意了他的意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矛头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是东晋*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仍然赴宴，宜各给予剥夺一个月俸禄的处分，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而后，周？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擅自砍伤门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此再次弹劾周？周？坐免官。

对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家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骄傲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地方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只是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但是，刘隗并未因此气馁。当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十分严重，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指责具体负责此案的从事中郎周，法曹参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矛头直指周？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迫上疏引咎，请求辞职。晋元帝未接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负责刑宪，但他性格倔强刚悍，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他放达不羁，饮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指责辱骂公卿大臣。

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执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更加信任。太兴初年，任命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制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专权擅政的门阀势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政策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恨之入骨，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突然发病，十分危险。刁协正好在场，马上采取措施予以医治，百般照料。到天亮时，周？病情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通知周嵩。周嵩急忙赶来，刁协见到他，哭泣着述说周？晚上病危的状况。而周嵩十分冷淡，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户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连病情都没问就说：“你在中原时曾与和峤齐名，现在怎么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交情。”说完便扬长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势力表示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理睬他的意见。至于王导，由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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