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是怎么说服病人家属的?”钟烨还是没忍住问。
俞锐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钟烨面露狐疑,有些不信,“那家属态度怎么会转变这么快,还转变这么大?”
在此之前,不管是opo的人,还是心外孙主任,甚至连钟烨本人都去找过病人家属。
但对方情绪激动,还极其抗拒,根本连谈的余地都没有,更别说答应捐献器官了。
最后也是真的没办法了,opo的梁主任才会舔着一张老脸找上俞锐。
可当时俞锐态度坚决,这件事又的确是在强人所难,梁主任和钟烨都已经做好放弃的心理准备了,没想到还能在关键时刻迎来转折。
“是生前预嘱。”俞锐只回了他五个字。
片刻恍惚,钟烨很快就明白了。
其实,和opo跟钟烨推行鼓励器官捐献一样,俞锐从藏区医院调回来以后,一直就在身体力行地科普推行生前预嘱。
那些饱受痛苦只剩下绝望的癌症末期病人,那些遭逢意外只能靠呼吸机维系的患者。
这世上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了,生老病死又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生命的降生总是让人兴奋雀跃,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体面地离开,却始终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
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说,甚至无法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愿,只能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死去留。
哪怕一开始就说好的,可事到临头,即便患者本人不想过度治疗,但家人却不愿放弃的病例实在是太多了。
良心的谴责,情感的割舍,道德和伦理的较量之下,病人的尊严和意愿逐渐被忽略,甚至被抛诸脑后。
于是走到最后一步,插管,鼻饲,电除颤,乃至于气管切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全身插满管子,只能绝望地煎熬。
一直熬到油尽灯枯,咽下最后一口气。
毫无质量的延续生命,不仅是在增加病人的痛苦,连病人最后应有的一丝体面和尊严也荡然无存。
而生前预嘱所要解决的,正是“尊严死”的问题。
尽管在国内,生前预嘱并不合法,但已经有一部分医学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从科普到实践过程中,逐步进行推广。
俞锐就是八院最支持生前预嘱的人。
尤其他手下的脑瘤组和重症组,一直就是高死亡率的组别,很大部分的病人,最终无可避免都会在监护室里等待生死宣判。
有些病人明明已经无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可只要家属不愿放弃,他们就得用尽各种方法去抢救,甚至眼睁睁看着病人靠呼吸机维系,直到各项器官衰竭。
所以遇上那些病情严重,又明显已经无法治愈的患者,俞锐都会让科里的医生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生前预嘱的科普,把选择离开的方式交还到患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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