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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凄惨万状。大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道过（见本书第七页），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道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千名士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即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著《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手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即进行着彻底的扫荡。在这扫荡中发生了屠杀，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战争杀伤力的宿命的悲剧。”（第四○○至四○一页）

另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日本兵冈本健山作证说：“游击队的活动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杀死的。暗杀好像天天发生。”（前引《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中一士兵谈日华战争）

《乡土部队奋战史》所反映的情况，似乎稍微有些过分。冈本所说的日本兵遭到等害，似乎是在“单独行动”时，那也许是在他们胆敢进行某些不法村为时，中国人所采取的正当防卫，或者是出于报复的结果。他所说的情况，似乎显然全都不是在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资料，认为在南京城陷落后，几乎看不到有散兵进行抵抗的情况。前面提到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所写《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记述说：“虽说是残兵败卒，有的还潜伏在村庄里和山中继续进行狙击。”

他一点也没有谈到城内的游击队活动。

前面介绍过的、认为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写的秘密文件（检证四○三九）中也说：“在市区内，中国人对日本军从未进行过枪击。”（参照本书第九十页）

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i“中国市民感到十分失望，　留在市区内的少数外侨也感到非常惊讶，在市区内竟全然没有进行抵抗。我们（贝茨和斯迈思）对日本的这种残暴行为，曾同日本官员进行过种种协商。在协商时，日本官员从未说过受到市区内的抵抗，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只发生过一起事件，即关于日本军入城后的一个水兵事件〔即监听员林某，在入城后十天发生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八页）

日本军主要是为了搜捕混入安全区内的散兵，但许多南京市民因受牵连而遭害。为介绍与此有关的具体例子，引用一下关于搜捕散兵的事实及其被害人数的资料，那是美国驻南京剧领事埃斯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报告（检证一九○六）的一部分。

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早晨之前，暴行发生。先是日本军的分遣队奉命扫荡残留在城墙内的中国军人，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军对市区内的马路和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索。所有当过兵的人及可疑分子，一个个均遭到枪杀。详细的记录虽未到手，但估计遭受这种杀害的人达二万以上。

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五二页）。

埃斯皮说，在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下牺牲的“便衣兵”和普通老百姓，总数达二万人以上，但金陵大学教授贝茨认为，其牺牲的人数达四万，增加了一倍。在处理遗弃尸体时证实，在南京城内外近四万非武装人员遭受杀害，其中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便衣兵”　（前引书2，第四十七页）。贝茨教授提出四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恰当，将在第6节（第一八四页以后）加以研究。

这种搜捕便衣兵并进行杀害的情况，　乔治·菲奇（Georse　A。　Fitch）——以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身份驻于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词（检证一九四七）中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在我们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五页）

不仅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人被当作“便衣兵”，而且有谁在晒得黑黑的脸上露出白的额角，也会被视为戴过军帽的证据。因而许多无辜的工人和苦力被判断为“便衣兵”，不幸遭到了集体屠杀。许多“便衣兵”像是混入在安全区内，贝茨博士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说：“由于日本军的军官估计，在市区内也有许多士兵，因而安全地带的问题也严重了。由于在市区内未能发现这些士兵，那些军官就认为这些士兵隐藏在安全地带，而我们应负隐藏他们的责任。在这种假定之下，三天内，日本军的军官以及下士官天天侵入安全地带，企图在中国难民中发现这些士兵，并把他们强行带走。这些军官通常总是在安全地带内的某地区或某一难民收容所中，要身强力壮的男子全都排列在一起，一个个地进行检查，凡发现手中有持枪的老茧或头上留着戴过帽子的一圈印子者，均强行将他们带走。”（《远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为了彻底搜查出这种“便衣兵”，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日本军对全南京的市民进行了登记。据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宪兵司令贴出的布告说，进行市民登记是“向所有难民和市民发给通行证，这完全是为了居住和工作上的方便”（前引书及第一三七页）。其实，这也是搜捕散兵的一种手段。当时负责南京城内警备工作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手记——《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写着：“十二月二十二日，命令城内肃清委员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十二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查问工作开始”（《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市民登记时是经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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