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制片主任叫于朴,他说:“剧照绝对没有提供给任何一个音像出版部门。有人不择手段地盗用剧照!”
《渴望》歌曲的著作权人是词曲作者雷蕾夫妇。他们证实,把出版《渴望》录音带的权利转让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一家。另外还同意了中国电影音像出版社出卡拉OK 带、飞天音像出版社出个人专辑。
这么说,其它出版《渴望》音带的出版社都未经作者的授权,没有得到版权转让。他们不但侵害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也侵害了雷蕾夫妇的著作权。
歌唱演员的表演权是否也被侵害了呢?
记者问李娜:“这十几种带子都是你们唱的吗?”
回答说:“我大约为三四家出版社录过。”
是哪几家呢?记不清了。
记者又问毛阿敏。
也回答说:“我只给三四家录了音。”
是哪几家呢?也记不清了。
如果词曲作者真的只授权给一家出版社出版,如果歌手们真的只为三四家出版社录了音,如果电视剧制片者真的没向别人提供剧照,我们对其余十几种音带的出版该作何种解释?
《渴望》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十年来,在我国音像市场上,有几个畅销的录音带没有这样的遭遇?《亚洲雄风》、《篱笆·女人和狗》、《小虎队》、《便衣警察》、《红高粱》、《龙的传人》……被侵权的音带简直数不胜数。
这些音带都不止出版了几种,而是十几种、几十种。就像一位音乐家说的那样,有了一株红高粱满山都成了红高粱,有了一个便衣警察全中国都成了便衣警察,有了一个篱笆狗遍地都是篱笆狗。
谁是作品的主人(3)
“扒带”成风,这已经成了中国音像界的一大灾难。有从母带上扒的,有从唱盘上扒的,有从电视上扒的,也有以其它间接形式扒的。正式出版社的“扒带”与社会上不法分子的盗版结合在一块,形成了侵害作者著作权和出版社专有出版权及演员表演权的一股很大的浊流,它严重冲击了正常的音像出版秩序。音像界流行着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嘛!”
这种“大家吃”; “吃”得巧妙。
音像管理部门的同志向我展示了几种假冒录音带:“你看,这盘带子有什么问题?”
翻来复去地看了两遍,竟没能发现什么破绽。盒封上印着一群港台著名的流行歌曲歌星的肖像,封底是这些歌星演唱的曲目。但放进录音机里听听,顿时真相大白。哪里是什么港台歌星?封面上那些歌星的肖像和名字全是幌子,真正的歌唱者是大陆一些三四流歌手,
还有更绝的。
一位齐秦的崇拜者买到一盒齐秦歌曲音带,回到家一听,上面却不是齐秦的歌声。他找到音像书店,又找到出版社。
出版社回答:“我们没出过齐秦的歌带。”
“这不是你们出的?”
“是我们出的。不过,请你看清楚些,那上面的歌手不是齐秦,而是齐泰。”
拿起磁带盒封仔细辨认,上面的“齐泰”二字是草书,“秦”跟“泰”根本分不清爽。
“中国哪里有什么齐泰?”
“11亿中国人,你怎么知道没有齐泰?”
“你们真是变着法坑人!”
这种“大家吃”,也吃得轻松。
如今的录音技术已高度现代化,分二十四轨,一轨一轨地输入,抹去一轨,换上一轨十分方便。这就给扒手们提供了可乘之机。所谓“扒带”,就是盗用别人的部分录音,添上自己的一些成份,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有的是保留原版带的乐队伴奏,只是将歌手的演唱录音抹去,换上一个歌手演唱。有的是保留原版带的歌手演唱录音,只是抹去乐队的伴奏,换一个乐队来配音。这对“扒带”者来说,事半功倍,少投资多赚钱。也有的是一切“从头开始”,重组乐队,重找演员,看起来是自己的劳动,实际上用的是原版带的词曲和配器方法,这也是一种“扒带”。
这种现代化的录音技术以及活跃的“扒带”者,使倒卖母带录音的“棚虫”应运而生。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母带,有几十盘的,有几百盘的,据说有的掌握着上千盘。只要悄悄地塞给他一千元钱,他便将母带上的录音扒下来转给别人。录音带市场上之所以冒牌带子泛滥,与这些人有很大关系。他们实际上是在拿作者和演唱者的著作权在卖钱。
这种“大家吃”,又“吃”得十分大胆。
农业声像中心曾经接到外地一家加工单位的订货单。有关人员看了订货单不禁一楞:这些像带本来是我们出版的,怎么又让我们订货?真是盗贼自报家门。
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发行人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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