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大吏。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一而派方耀、卓兴入闽会剿,明阻长毛,暗挡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自求振作。
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授职游击,做了武官;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战,助林文察当到总兵,获得『巴图鲁』的名号。王有龄被困杭州时,曾奉命援浙,而阻于衡州;以后归左宗棠节制,很立了些战功,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提兵回台,在他家乡平乱。
乱党的首领,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余孽。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沦陷,在福建的官军,多调闽北浙南;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三月间由其党羽林戆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后,占领彰化,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戴潮春自称『东王』∶『南王』是林戆晟;此外还有『西王』与『北王』。下面的官职有『大国师』、『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等。
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沐猴而冠,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维持一时。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复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号召旧部;福建巡抚徐宗干,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并授为台湾兵备道,督办全台军务。
于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复,继攻下斗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林戆晟败死于四块厝,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肃清残余乱党,亦很费力;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会合,图谋再举。左宗棠深恐李世贤、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为此。
林文察见此光景,深感为难,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对于收复漳州、汀州等地,责无旁贷。仔细考虑下来,还是应该回福建;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不战而自溃。
打定主意,仓卒内渡,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不敢轻敌;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后出击,那知李世贤早有准备,在万松关设下埋伏,专等他入网。
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杂凑成军;如果粮饷充裕,时间从容,而又有得力的帮手,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或者怀仇报仇的心理,淬厉士气,作背城借一之计。林文察老于兵事,默察情势,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拖下去徒耗粮饷,且难部勒,将不战自溃。本来左宗棠的檄令,是责成他『力保泉厦』,这是很难的任务,因为漳州以东,直到厦门、泉州,地势平衍,易攻难守,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就方略讲,应该以攻为守;就利害关系来看,以少攻多,虽然吃力,但与其守而败,不如攻而败。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在万松关上扎营。万松关又名万松岭,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扎营刚定,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用意在试探虚实;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竟让长毛踩了营盘。林文察迫不得已,退驻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两天出队攻击,小胜而回。
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指示他『深沟高垒,勿浪战求胜;俟浙军到后,协力规复漳州。』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驻营在万松岭上,静候援军;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结扎水营,以为犄角之势。
这样守到十月底,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而先行出发的浙军,三路合围之势,将次形成。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专候林文察入网;见他按兵不动,而浙军又已入闽,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发动突袭。
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袭击水营的长毛,皆以烟煤擦脸,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同时亦用作为『自己人』的识别。曾玉明的水师,猝不及防,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处,其余各营,都垮了下来。
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听说后路被袭,未战先乱。
副将惠寿,游击许忠标,压不住阵,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都不肯逃,结果中枪阵亡。溃散下来的乱兵,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算是保障泉州门户。
三月以后,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进入福建境界;预定就以此为行辕。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
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左宗棠大为不悦。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也伤了他的威名;虽非死有余辜,却是决不可原谅的。因而出奏时,便不肯专叙此事,只用一个『督师行抵浦城,现筹剿办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致有此失;幸亏高连升军一已由福州赶到闽南,泉厦可保无虞。至于林文察的恤典,申明另案奏请;但可想而知的,恤典不会优厚。
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左宗棠最担心的,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能自福州南下,及时拦堵,先挡得一阵;等苏军郭松林、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肃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为此,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
这两场胜仗才下来,士气大振,指挥更加灵活;左宗棠开始『驱贼入粤』,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连城一带、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带。
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与浙军高连升、黄少春所部,划分防区,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这一来,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遮断了。到了四月中旬,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会功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复,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成为『困兽』了。
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厦、漳沿海一带,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东北的漏洞,亦已及时防补,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
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饶平一带,虽有粤军方耀防守,可是决非李世贤、汪海洋的对手,是谁都看得出来的。然则,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
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 京领班许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大为诧异;这个奏折是李鸿章### 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闽苏军,会合浙军分路进逼,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奏报进攻情形中,有一句话说∶『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情况不符。
左宗棠的奏折,案由是『进逼漳西大捷,现筹办理情形』。并未提到漳州克复,再未变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只说『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势日穷蹙;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以抄官军后路。其计未成,又图勾结同安土匪,内讧滋事;经离松林凰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上宅、浒井各乡匪巢洗荡。』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廿一克复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如果已经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但稍作参详,不难明白,左宗棠只为李世贤『漏网』,不肯报捷;先说他想『绕犯安溪』,又想『勾结同安土匪』,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将李世贤『漏网』的责任,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
至于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缘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虽为署任,总是升官;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请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闽而来;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则不论感恩图报,还是循名责实,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始终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李鸿章### 特为声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劝驾』。左宗棠曾经同意,此时不便出尔反尔!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经地义,名正言顺,朝廷不能不准,李鸿章### 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再来看李鸿章### 的『援闽获胜,会克漳州府』一折,才会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赏以外,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因为折中铺叙战况,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说得特别详细,一则谓∶『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营扼之;又十里为镇门,系东山、海澄、石码适中之地,杨鼎勋以五营扼之。海澄县为两军后路,有山径可通漳浦,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防贼抄袭。』再则谓∶『总兵刘连捷、阜司王开榜在西北;提督高连升、黄少春等军在东路。自苏军扼扎东山,南路已断。』三则谓∶『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各营追剿数里,当会同高、黄等军,折回东南,将东关外放子桥、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处处可以看出,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东面其次;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责任谁属?不问可知。
这样反复研判下来,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从军兴以来,各省带兵大员,以驱贼出境为惯技;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包藏着什么祸心。此非早作纠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指陈利害,奏明两宫太后,拟发『廷寄』,首先指出李鸿章### 已有奏报,漳州克复,『侍逆潜开西门而遁』;接下来便说,『漳州别经克复,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将与汪逆合谋,计图复逞。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而西面之漳浦、云霄、诏安、平和等城,均为贼踞,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已无疑义。粤省饶平、大埔一带,虽有方耀等军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布,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绕赴西路,会同粤军,迎头拦截,杜其窜越之路。』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并用李鸿章### 作为陪衬,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这一伏笔,下在九月初,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而于『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的奏折中,附带一提∶『恐两广兵事,尚无已时,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 、蒋益澧其人,祸乱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 调为粤督,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
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是用夹片的方式,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中,攻郭保蒋。首先就说∶『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弩矣!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光是这两句话,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当然,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着便专责饷事,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
左宗棠是这样指责∶『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绅士民,询及潮郡厘税,合计杂货之厘、洋药之厘、汕头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万余两,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潮州为粤东腴郡,而厘税之少如此,外此已可类推。』这是有意歪曲事实。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最难办的就是广东;当郭嵩焘莅任之初,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
广东办厘的情形,有异于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广东的形势,『澳门据其西,香港绕其东,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属之洋人,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一切劝捐抽厘,从不敢一过问。其有意规避捐输者,亦多寄顿香港,希图幸免。统计出入各货,凡大宗经纪,皆由香港转输。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广东的士绅,往往包揽税捐;厘金开办之初,亦由劣绅承包,任令侵渔中饱。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后收为官办,则原来包厘的劣绅,因为失去特权,心有不甘,从中煽动捣乱,聚众捣毁厘局之事,不足为奇;官府胆怯怕事,不敢惩办祸首,反而撤去委员,或调动府县地方官,以裘发协。而结果是越迁就,越棘手。
从郭嵩焘到任后,以易除中饮,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颇有成效,从未设局的琼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开办。至于潮州,就广东而言,偏处东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方由潮嘉惠道张铣,设法开办;数目虽少,但总是一个开端。潮州的民风,因势利导,好话说在前面,无事不可商量;强制硬压,则偏不服从。张铣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以后可以陆续增加;而况贼势方急,官府与绅民之间,为此先起争执,是件极危险的事。这个看法,郭嵩焘深以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万,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
最恶毒的是,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闻海关各口所收,每岁不下二百万两,其解京之数,无从稽考。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于正供固期无误;而于该省筹饷大局,实裨益非浅。特此为二百年旧制,非外臣所敢轻议。』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他说∶『臣率客军入粤,偶有闻见,自不敢不据实直陈。至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于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市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这就是所谓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话上∶『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如此推崇,分量实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这样降心推崇,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因此有人传了来一个内幕,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 奏的幕友,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力主加这『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十个字;如果流言属实,算起来是一字千金。
不过,行贿之说,虽不可知;而就事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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