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
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即令勉强架设好了,亦会遭人拔杆剪线,所以对此事的进行,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样到了光绪五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因为伊犁交涉,中俄关系大为紧张,除西北以外,东北及朝鲜的情势亦颇为不稳。李鸿章统筹军务全局,看人家有电报之利,掌握军情,占尽先机,未战已先输一着,因而接纳盛宣怀的建议,延聘大北公司的技术人员,架设自大沽口北塘海口炮台起,到天津北洋公所的陆线,试办军报,效果良好。这一来,盛宣怀自然要进一步建议,创设由天津至上海的陆线电报。光绪六年七月,李鸿章上奏∶『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陆路则有火轮车,飞行绝迹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围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以迟速悬殊,望尘莫及。』最明显的实例是,曾纪泽从俄国打回来的电报,到上海只须一天;而上海至北京,由轮船传递,要六、七天,如果海道不通,由陆路驿递,最快也得十天,『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反迟十倍。』电报的灵捷,真令人梦想不到。
至于军务上的用途,李鸿章举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的军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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