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顶在脊梁上,那就开呗。”“咱们扔下机车,跳车跑吧。”勃鲁扎克斜眼看了看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建议说。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老在背后盯着,不好办。”“是——啊!”勃鲁扎克含糊地拖长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了车窗。
波利托夫斯基凑到阿尔焦姆跟前,低声说:“这车咱们不能开,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炸毁了铁路,可是咱们反倒往那儿送这帮狗东西,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起义的弟兄消灭掉。你知道吗,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罢工的时候我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送敌人去打自己人,一辈子都是耻辱。原先开这台机车的小伙子们不就跑了吗?他们虽然冒着生命危险,还是都跑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车开到那地方。你说呢?”“你说得对,大叔,可怎么对付这个家伙呢?”阿尔焦姆瞥了德国兵一眼。
司机皱紧眉头,抓起一团棉纱头,擦掉额上的汗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压力计,似乎想从那里找到这个难题的答案。接着,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阿尔焦姆又拿起茶壶,喝了一口水。他们俩都在盘算着同一件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开口。这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话:“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思想有什么看法?”他记得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随时准备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这个忙可倒帮得好!送起讨伐队来了……”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鼓起勇气说:“干掉这家伙,你懂吗?”阿尔焦姆哆嗦了一下。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直响,接着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先给他一家伙,再把调节器、操纵杆都扔到炉子里,让车减速,跳车就跑。”阿尔焦姆好像从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说:“好吧。”阿尔焦姆又探过身去,靠近副司机勃鲁扎克,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
勃鲁扎克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三个人的家眷都在城里。特别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人口多,有九个人靠他养活。但是三个人都很清楚,这趟车不能再往前开了。
“那好吧,我同意。”勃鲁扎克说。“不过谁去……”他话说到半当腰,阿尔焦姆已经明白了。
阿尔焦姆转身朝在调节器旁边忙碌着的老头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他马上又想起了这个使他很伤脑筋的难题,便凑到波利托夫斯基跟前,说:“那咱们怎么下手呢?”老头看了他一眼,说:“你来动手,你力气最大。用铁棍敲他一下,不就完了!”老头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皱了皱眉头,说:“这我可不行。我下不了手。细想起来,这个当兵的并没罪,他也是给刺刀逼来的。”波利托夫斯基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他没罪?那么咱们也没罪,咱们也是给逼来的。可是咱们运送的是讨伐队。就是这些没罪的家伙要去杀害游击队员。难道游击队员们有罪吗?唉,你呀,你这个糊涂虫!身体壮得像只熊,就是脑袋不怎么开窍……”“好吧。”阿尔焦姆声音嘶哑地说,一面伸手去拿铁棍。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他拦住了,低声说:“还是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你拿铁铲到煤水车上去扒煤。必要的时候,就用铁铲给他一下子。我现在装作去砸煤块。”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对,老人家,这么办好。”说着,就站到了调节器旁边。
德国兵戴着镶红边的无檐呢帽,两腿夹着枪,坐在煤水车边上抽烟,偶尔朝机车上忙碌着的三个工人看一眼。
阿尔焦姆到煤水车上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德国兵并没有怎么注意他。然后,波利托夫斯基装作要从煤水车边上把大煤块扒过来,打着手势让他挪动一下,他也顺从地溜了下来,向司机室的门走去。
突然,响起了铁棍击物的短促而沉闷的声音,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像被火烧着一样,吓了一跳。德国兵的头盖骨被敲碎了,他的身子像一口袋东西一样,沉重地倒在机车和煤水车中间的过道上。
灰色的无檐呢帽马上被血染红了。步枪也当啷一声撞在车帮的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扔掉铁棍,小声说。他的脸抽搐了一下,又补充说:“现在咱们只能进不能退了。”他突然止住了话音,但是立即又大声喊叫起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快,把调节器拧下来!”十分钟之后,一切都弄妥当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在慢慢地减速。
铁路两旁,黑糊糊的树木阴森森地闪进机车的灯光里,随即又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车灯竭力想穿透黑暗,但是却被厚密的夜幕挡住了,只能照亮十米以内的地方。机车好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到波利托夫斯基在背后喊,就松开了握着的扶手。他那粗壮的身子由于惯性而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向后退去的地面。他跑了两步,沉重地摔倒在地上,翻了一个筋斗。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影从机车两侧的踏板上跳了下来。
勃鲁扎克一家都愁容满面。谢廖沙的母亲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近四天来更是坐立不安。丈夫没有一点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一起抓去开火车了。昨天,伪警备队的三个家伙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粗暴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从他们的话里,她隐约地猜到出了什么事。警备队一走,这个心事重重的妇女便扎起头巾,准备到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那里去,希望能打听到一点丈夫的消息。
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见母亲要出门,便问:“妈,你上哪儿去?远吗?”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噙着眼泪看了看女儿,说:“我到柯察金家去,也许能从他们那儿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来,就叫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去问问。”瓦莉亚亲热地搂着母亲的肩膀,把她送到门口,安慰她说:“妈,你别太着急。”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两位妇女都想从对方那里打听到一点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就都失望了。
昨天夜里,警备队也到柯察金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搜捕阿尔焦姆。临走的时候,还命令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等她儿子一回家,马上到警备队去报告。
夜里的搜查,把保尔的母亲吓坏了。当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夜间保尔一向是在发电厂干活的。
一清早,保尔回到了家里。听母亲说警备队夜里来搜捕阿尔焦姆,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和哥哥性格不同,阿尔焦姆似乎很严厉,兄弟俩却十分友爱。这是一种严肃的爱,谁也没有表白过,可是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哥哥需要他,他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任何牺牲。
保尔没有顾得上休息,就跑到车站机车库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有找到;从熟识的工人那里,也没有打听到哥哥和另外两个人的任何消息。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家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院子里遇到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鲍里斯。从他那里听说,夜里警备队也到波利托夫斯基家搜查过,要抓他父亲。
保尔只好回家了,没能给母亲带回任何消息。他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立即沉入了不安的梦乡。
瓦莉亚听到有人敲门,转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打开门钩。
门一开,她看到的是克利姆卡那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显然,他是跑着来的。他满脸通红,呼哧呼哧直喘。
“你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出去了。”“上哪儿去了?”“好像是上柯察金家去了。你找我妈干吗?”克利姆卡一听,转身就要跑,瓦莉亚一把抓住了他的袖子。
他迟疑不决地看了姑娘一眼,说:“你不知道,我有要紧事找她。”“什么事?”瓦莉亚缠住小伙子不放。“跟我说吧,快点,你这个红毛熊,你倒是说呀,把人都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立刻把朱赫来的嘱咐全都扔到了脑后,朱赫来反复交代过,纸条只能交给安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本人。现在他却把一张又脏又皱的纸片从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瓦莉亚。他无法拒绝谢廖沙的姐姐的要求。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同这个浅黄头发的好姑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感到局促不安。自然,这个老实的小厨工连对自己也绝不会承认,他喜欢瓦莉亚。他把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急忙读了起来:亲爱的安东尼娜!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平安安的。详细情形,你很快就会知道。告诉那两家,一切顺利,用不着挂念。把这纸条烧掉。
扎哈尔瓦莉亚一念完纸条,差点要扑到克利姆卡身上去:“红毛熊,亲爱的,你从哪儿拿到的?快说,从哪儿拿来的?你这个小笨熊!”瓦莉亚使劲抓住克利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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