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尘君穿着件劣质白衬衫和黑色麻纱裤子,把裤子装在了裤腰里面,配上一双穿得快要开胶的皮鞋,像极了村支书或收电费的。
怎么看我们俩都像混进去蹭吃蹭喝的。
见识了北京的堵车,我们誓再也不高峰出行了,堵得真连自行车都寸步难移。
有时,会怀念镇上的没有拥堵的悠闲生活。
南方城市不像北方那样四方四正,加上故乡吝啬的阳光,人们很少以太阳的方位为参照来辨别东西南北。
刚到北京我们东西南北不分,一律说成左右,一跟北方人交流就遇到障碍了。
去见个人,电话那头说我在商场西门。上蹿下跳找得满头大硬是找不到西门在哪里,最后不得不硬着头皮问商场保安大哥。
古代北京城的布局,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元素。说白了就是什么都想着皇上大人。
《周礼?考功记》中对城市建设已经有了具体要求,以宫室为中心,“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前朝以取义,后市以取利,突出帝王尊严,标榜王者正义。
元朝建大都时,南西东三面各开三门,只有北城墙仅留两个门,正北方没有门,是为了不泄帝王之气。
他们规划城市不管什么早晚高峰、人马车流,马屁拍舒服了就行了。
九经九纬讲方圆规矩,将市民居住区划为整齐的小区。城周围要建城墙,城墙外面要挖沟注水作护城河,并且沿河绿化植树,有“沟树之固”的说法。
整个城市成为中轴对称的棋盘式格局,满足了封建统治的文化需要。
但宫廷从来都是禁地,放在中央位置,不许穿行,交通受到严重阻碍。但是对皇室一族的交通没有任何阻碍,因为他们每次出行都是全民限行警车开道。
可以说,元朝的城市规划成了北京今天堵车和购车摇号的滥觞。
修城不仅要讲文化需求,还要讲道。所谓道法自然,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谁都说不清楚。包含了点宇宙哲思和古人的小聪明。
历代北京城采取的布局都是方形,这种形制除《考工记》的规定之外,还与古人对宇宙的认知有关。
古人认为宇宙的结构是“天圆地方”。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地球的概念,即使告诉他们“地圆天方”他们还是不信,要是圆的下面的人怎么不掉下去?
尽管古人的认知有局限,但是他们意识到天上的星象跟地上的我们的吃喝拉撒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很自然,人们在进行重大决策比如兴建城市之际,为了祈福平安吉祥往往要寻找一种理想模式加以参照,这时,有人仰望星空看到了一些永恒的规律。
那时,古人观测天象,把天空分为四大区域,其中把东方的星体想象为龙,西方想象为虎,南方想象为鸟,北方想象为龟蛇,这就是四象。
明代北京宫城的北门称玄武门,玄武即龟蛇,即来自四象。
他们还把星空分成三个大区,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故宫之所以称紫禁城,即源自紫微垣的名字。
东华门、西华门、左掖门、右掖门以及端门,其名称起源也来自星象。《史记·天官书第五》在叙述太微垣时说:“太微,三光之庭。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
因此,故宫外朝东为文华殿,西为武英殿;北京内城的南门,东为崇文、西为宣武,这些名称和位置与《史记》所说的相符。
在二十八宿中,昂宿与毕宿间称为天街,明清时期,天安门前的街道也称为天街。显然,这个名称也与天空有关。
到新中国成立,梁思成先生任北京规划委副主任,他坚决主张保护古建筑和城墙,建议在北京城西再建一座新城,而长安街就像是一根扁担,挑起北京新旧二城,新城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心脏,旧城则是古代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富有浪漫气息的知识分子梁思成见解太前,别人理解不了。
当时有人批评他:“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
他后来多次上书挽救北海的团城和北京城墙,意见终未被采纳,城墙还是被拆毁。
他还提出保护北京旧城,把北京建设成美国华盛顿式的风景优美、宁静和谐的政治文化中心:公主坟到月坛之间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内外城墙和护城河改造为环城立体公园,保护文物遗址,突出古都风貌。
他主张把火车站建在永定门外,这样出了站就可以感受北京南起永定门、北至景山的城市中轴线。可惜这个浪漫的梦想由于种种原因被粉碎了。
可以做个假设,如果梁思成的梦想成真,或许北京古城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城市展亦可规避现在的极度集中与拥挤。
每当坐在车上看着北京雷同的丑陋建筑和高楼大厦,脑子里便会消融它们,想象出富有历史气息的古城墙与古塔楼,做着穿越的春梦,用意淫去对抗现实,这样,心情就好转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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