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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身，返英时，已经顶着大汉学家的光环。他于1897年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坐上首任教授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逝世后空出的位置，一坐便是三十五年。

翟理斯之首要贡献，是改进了威妥玛创立的拼音法，以英语读音来标读汉语，为当时的中国及世界普遍采用，并成为汉语拉丁化的标准拼写方式，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由于英语已取代法语，成为国际汉学界的通用语言，这一拼音系统的创立，便显得尤其重要。其实，威妥玛…翟理斯的标音虽然使英语人口能轻易读出中文，但发音与原文相去甚远，反让中国人不懂，比如将北京拼为Peking等。但在现代汉语拼音推广之前，威氏拼音法盛行了近百年，早已深入人心，以致新中国政府在对商标进行整顿规范时，为顾及一些老字号数十年积累的商誉，准许维持原有的威氏拼写方法，如中华香烟（CHUNGHWA）及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等均属此例。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9）

翟理斯的成就，远不止于改进威妥玛拼音法。他的学术成果，其一为通史类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文学史》、《中国绘画史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等。其中《中国文学史》一书影响较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便曾提及；其二为辞书类著作，如《华英辞典》、《中国名人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898）收入人名2579条。他毕生致力于介绍中华文明，大量选译中国文学作品，如《中文选珍》、《红楼梦》（摘要本）、《英译汉诗》、《庄子》、《聊斋志异》（选译本）；他根据聊斋《莲花公主》改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1916在欧洲上演，颇为轰动。他还一译再译了《佛国记》（1877年、1923年），1905年写《中国绘画艺术概要》，1911年编《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在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时，他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了序。他还著有《嶍山笔记》（1914年）、《儒家及其竞争者》（1915年）等，并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经典作了部分翻译。他和他的儿子对《庄子》都很有兴趣，各有自己的《庄子》节译本。1957年，英国出版了他用三十八年时间编成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但辜鸿铭认为，翟氏固然著书繁多，但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甚至缺乏普通常识。能翻译中国的句子，却不能理解阐释中国的思想，造成他那本《华英字典》材料组织安排无能，不像字典，只是词语句子的堆砌而已。辜鸿铭又说，翟氏的《中国名人谱》缺乏最起码的评判力，将古代圣贤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他在谈及翟理斯出版的各类笔记时攻击说：“它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是翟理斯博士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书，原本并不想告诉世人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学之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向世人炫耀一下：我翟理斯博士是个多么渊博的汉学家，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东西，比别的任何人多要多得多哩。此外，在这里，翟理斯博士和在别的场合一样，总表现出一种缺乏哲学头脑，与一个学者不相称的令人不快的粗率和武断。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像翟理斯博士之流的汉学家，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说过的那样，在实际居住于远东的外国人中，落下了名不副实的笑柄，并遭到了被视为傻瓜的奚落。”（见《一个大汉学家》，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7）

以辜鸿铭的性格，无名小卒是绝不会让他兴奋的。他的行为有时像失控的斗犬，对批评中华文明者，他奋起怒骂；对推崇介绍中华文明者，他照样奋起怒骂。

《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

（Herbert　A。　Giles；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Thos。　De　La　Rue　&　Co。；　London；　1882）

翟理斯留下的著作中，以此书最为稀罕。此书与他的另一本书《中国人概述》（Chinese　Sketches）名字近似，却并非同一本书，不可混淆。《中国人概述》一书出版于1876年，成书时，翟理斯在中国生活了八年。而《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出版于1882年，成书时，翟氏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对中国的看法也更为成熟深刻。

英国人对中国持一种较全面的态度，既不会践踏中国的文明，也绝不讳言中国的丑陋。《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之主题，与翟理斯的其他著作不同，较多揭露中国之丑陋。“司法概述”一章通过实际案例，对清朝司法体制作了剖析。据他观察，县太爷在断案时，为让证人开口，动不动是要刑罚伺候的。屈打成招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经办人员还频频往庙宇和坟地祭拜，求冥冥之中的鬼魂相助，破解真相。在“本朝刑法”一章，他则以文字形式，再现了梅森少校在《中国刑罚》一书展示的一系列中国式的酷刑。此处不再赘述。此外，作者笔触所及，还包括喝人血、写血书、缠脚、吞金等中国特色。本书各章节的重点，均是在讲述神鬼崇拜及迷信无知对中国人之重要，并以方方面面的实例，加以证明。看了这本书，读者自会觉得，中华民族实在是无可救药的一群。这恰恰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标准形象。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10）

本书展示的《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为1882年的第一版，藏青色封面，大量烫金，书脊底部印有出版年份“1882”字样，封面尺寸为7×5英寸。书内共405页，有原主人签字一款，纸张干净如新，含大量插图，书后附有出版商的广告页。此书曾于2008年3月在Ebay网上成交，因其稀罕性未获充分认识，成交价仅为293美元，拍得者属于捡漏。按笔者的估计，此书应值1，000美元以上。

五．宓吉（Alexander　Michie；　1833～1902）

宓吉并非领事官，但他于1883年起任李鸿章的外交顾问，也算是清政府的洋员。再者，宓吉与英国驻华外交界关系密切，其主要著作《阿礼国传》的传主又是英国驻华公使，因此将他归入领事馆汉学家，似无不妥。

宓吉，英国人。他于咸丰三年（1853年）来华，在上海经商。同治三年（1864年）牛庄开埠，宓吉是第一个赴该埠居住的英国人。光绪九年（1883年），宓吉迁居天津，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兼任天津英文《时报》（The　Chinese　Time）编辑，并充任李鸿章外交顾问，活跃于外交场合。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五日，宓吉奉李鸿章之命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本接洽和议，日本因德璀琳非全权大臣、非中国官员而拒绝接见，无功而返。

宓吉被视为英国的亲华派。他在华近五十年，周旋于清廷上层，与王公贵族、资政督抚混得烂熟，说一口流利汉语，主张西方人都学汉语。

宓吉一生著作极丰，绝大多数与中国有关，如《从北京到彼得堡的西伯利亚路》（The　Siberian　overland　route　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　through　the　deserts　and　steppes　of　Mongolia；　Tartary；　etc）、《在华传教士》（Missionaries　in　China）、《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中国危机》（The　Crisis　in　China。　Her　foreign　relation　with　Britain；　Russia；　etc。　With　map）等。这些书的头版，大多价值不菲，而他的代表作，当数《阿礼国传》。

《阿礼国传》

（Michie；　Alexander；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　）

传主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是英国在远东区的英雄。对中国人来说，他却是“英国侵略者的代表”。

阿礼国于1836年加入英国海军陆战队任军医，因表现卓著，逐步升至军医院的副总院长，1837年退役。1844年被任为福州领事；赴任途中曾留在厦门担任领事数月；与李太郭共事，翌年始到福州，期间经历了李太郭的因病亡故。他因在福建表现出色，便于1846年被升调至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上海期间是阿礼国在华的事业高峰，他将上海一手打造成英国在华的最大商业中心，也使中国从此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与此相对的是，日后的亚洲强国日本此时还在蒙昧中，尚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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