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榻的支架垫板上放着一张纸笺,司马康拿起一看,上面写着:预作《遗表》,置于枕下,慎勿拆览,吾若一睡不醒,寿尽命亡,仅授淳甫代呈圣上阅览。司马光拜托。
司马康泪流如注,咬牙吞声,把纸笺交给范祖禹。范祖禹看毕,双手抱着司马康,泪水流了下来……
篇七 江宁 半山园
王安石在苍凉孤独中度着晚年 “永乐兵败”的哀音化作惆怅的悔恨,“尧桀入梦”的探索化作慷慨的低吟
元丰五年十一月初,“永乐兵败”和皇帝赵顼病重卧床的消息,已在江宁街巷悄悄流传,失意的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荒僻的半山园里,茫无所闻,仍在苦度着他“知世知梦无所求”的淡泊晚年。
半山园,位于江宁自下门外七里许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原是东晋谢安(字安石)的故宅所在,岁月沧桑,几百年后的故宅遗址,已是荒草蓬蒿编织的一个宁静清冷世界。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离京返回江宁,在心神憔淬,无人对话的悲怆苍凉中,于元丰二年(1079年)选定这片荒僻之地辟荒结舍。他没有惊动官府,在“书场浪子”和几位农夫的帮助下,筑起三合院式茅屋一幢,正屋五间,厢房对峙各六间,天井极小,矮墙柴门,在门前辟蔬圃数畦,广约三亩,辟鱼塘一泓,广约一亩八分,并引悟真院八功德水成清溪浅流绕屋入溏,依水旁植垂柳,垒石作桥。他似乎在着意摆脱以往生活的记忆,使自己成为一个闲散无忧之人。屋舍左侧有一座山丘隆起,高约两丈余,苍松覆掩,状若碧玉,即谢安故宅留下的唯一证物——“谢公墩”。传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荷坚率大军几十万南下,“投鞭足以断流”,列阵淝水,威逼东晋,江东大骇,谢安力主抗争,进与其弟谢石,其侄谢玄,弈棋筹画于此,演出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大破前秦荷坚,留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千古不朽的历史足音。王安石似乎着意要在这足音中抚慰自己孤独的灵魂,在苍松覆掩的山丘上,筑起四角飞亭一座,亭内置石几石凳,并命名为“半山亭”,亭碑上镌有戏趣之作一首,是他与古人谢安执杯相语的对话。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属公。
戏则戏矣,然王安石一颗虽落魄而不改其狂狷的灵魂,仍澎湃于亭中。
王安石几年来太孤独了,除了妻子吴氏扶病莳蔬、灌田除草的身影外,就是垂柳袅丝的轻吟。“书场浪子”和“燕尔婵娟”常来为他抚琴唱和,解忧消愁,但都是言不涉国事,语不及“变法”,忘年相交的友谊,怕刺伤他痛苦的情怀。他常常登上“半山亭”,望着苍劲的古松,缅怀昔日“谢公墩”的主人,士族出身而位居东晋宰相的谢安,除晚年遭受排挤,出居广陵,忧郁而亡的悲哀命运引起他“相惜相怜”的忧伤外,似乎再也无话可谈。他经常走进定林寺,与年老朋友时空法师谈佛论禅,“功名荣禄尽烟雨,六朝兴衰一梦中”的虚无,虽可宽释胸中的惆怅,却不是心灵上渴求的。他有时也走向田间黎庶,江山依旧,世情依旧,织女依然吟着哀歌,富豪依然飞扬跋扈,丰收的锣鼓,唱的是风调雨顺,歉收的愁怨,骂的是将相王侯。他几十年来追求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于无声无味、可有可无的境域中,为世人所冷漠、所轻视、所不知。这“不为人知”的悲哀更增添了他灵魂深处的迷惘和痛苦。他似乎为了逃避现实中一切世情的刺激,便终日幽居于茅屋之中,抱疴负忧的审定着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劳心巨著——《字说》,以排遣自己灵魂之中的怨悱之音。
秉性难移,心志难改啊,他心曲难诉的灵魂,在这部浩瀚二十四卷的文字学著作中又闪现了他执拗,叛逆、不合时宜、失于严谨的灵光。他要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中,探索远古的人性之谜、国家之谜、权力之谜,他带有“变法”的浓重色彩,从“道衰以隐,官失学废,循而发之,实为圣时”的变革需要出发,《字说》成了《三经新义》的姐妹篇。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要把《字说》作为青持学子的教材,从孩童抓起,用他的“理想”影响未来。他以大无畏气概,向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挑战,冲破儒家经学的传统樊笼,从佛老百家、野史传闻、民谚俚语,话史小说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寻找材料,博取所见,诠释语言文字的起源和规律,取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后人提供一种敢于疑古开拓的精神。他似乎要在此领域里追取他在朝政上丧失的一切。
也许因为“变法”的旗帜还没有最后降落,皇帝赵顼又一次把他高高捧起。他的《字说》在“元丰改制”的高潮中上呈朝廷,皇帝赵顼在思谋“用兵西夏”创建“武功”的同时,立即抓住《字说》,与《三经新义》并举,思谋创造“文治”的辉煌,便加封他为“荆国公”。宰执大臣们迎合着皇帝赵顼的心意,同声唱和,极力吹捧,把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抬高到与“六经”并驱的高度,把他誉之为“今之周公”、“今之鲁公”。于是,皇上诏出,《字说》与《三经新义》独据学馆,“主司纯用以取士”,成了天下学子“鱼跳龙门”的敲门砖。青衿学子滔滔背诵《字说》的热浪于元丰四年随着“用兵西夏”的兵马出征达到了高潮,也给王安石的苍凉心灵以慰藉。
这丝“慰藉”也终于失落。十一月九日傍晚,王安石的侄婿叶涛牵着毛驴从江宁城购日用杂物归来,不及卸货进屋,便神情紧张地跑上半山亭,向身着皂袍,拄杖踱步的王安石禀报了“永乐兵败”、“皇上重病卧床”的消息,王安石立即意夺形骇,手杖落地,呆然失神于半山亭,举目北望,神情怆楚,吁叹不止。
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
暗香无处觅,日落画桥西。
王安石心头绞动着万般愁结,在叶涛的搀扶下回到书房。他心绪无依,夜不能寐,预感到一场灾难的逼近:“永乐兵败”后的朝政走向,可能是纷争的再起,可能是人心混乱的猖獗,可能是“新法”的明令罢废,可能是“变法”旗帜的最终降落。“变法”将成为历史,人们将为“永乐兵败”寻找注脚,“变法”将蒙受不白之冤,将被执权者抹去锐意进取的光辉,将被执权者视为一切罪恶的渊薮,也将被执权者借来掩饰一切无能不智者的昏庸、一切贪黩不法者的恶行、一切弄权谋私者的祸心、一切利欲熏心者的腐败。而这一切“是非颠倒”出现的迟、早、强、弱,都决定于“重病卧床”的皇上的命运了。他感到心酸、心痛、心哀,一生的心血白费了,一生的岁月蹉跎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失落的是一代理想,沉沦的是一代追求,毁灭的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留在人间的,也许只有永世连绵的惆怅和“欲东而西”不解的谜。王安石在夜阑人静的风啸雁唳中,提笔濡墨,在桌案前的八页屏风上,飞笔写上了他去年秋天吟出的一首《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王安石当日病倒,昏迷不醒,两日不语,但似无痛苦之感,神态安详,微弱的呼吸出多入少,一丝一丝地抽泄着他衰老身躯中的精气,面色变得灰暗无光。侍于床榻之前者,唯妻子吴氏、王安国之婿叶涛、“燕尔婵娟”、“书场浪子”四人。吴氏是久病方愈,体弱难支,只能依偎于丈夫身边,洒泪湿襟,不停呼唤着不醒的丈夫。叶涛是二十多岁的诗人,早就乱了方寸,一日三次进城延医诊治,但请来的几位名医,在望气诊脉之后,都瞠目摇头,以为病得离奇,不敢开方下药。吴氏心碎望绝,病卧丈夫身边,闭目流泪,不进饮食,亦不愿就医疗治,只求与丈夫情结同往。叶涛惊慌无措,只有求助于定林寺时空大师的弟子玄音和尚,飞马京都,向居官进行的王安礼告急。在半山园悲哀日益浓重之时,“书场浪子”不愧是个杂家,以其多年过从对王安石心境思绪的了解,上山采得一篓名叫“醒心棘”的草药,指点妻子“燕尔婵娟”佐三年乌鸡慢火熬制成汤,晨昏七次用羹匙喂疗王安石,并悉心悉意为吴氏宽心解愁。这对夫妻,形若王府婢仆,昼夜不离王安石的床榻。
王安石这次病倒,确如“书场浪子”所判断的,是一种灵魂极度痛苦时的心神衰竭,在杂籍传闻中称之为“佯亡之疾”——病者昏迷不语,气息微弱,脉搏隐现不定,灵魂飘忽无依,多梦多妄,三日无药物解其昏迷,则佯亡成真。传说,三国时代,蜀相诸葛亮即患此心神衰谒之“佯亡之疾”而病逝于五丈原军帐中。
王安石虽然由朝政的最高层跌落到荒僻宁静的半山园,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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