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
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
歌声是凄凉的,歌伎们唱和着。唱出了“耆英”们遗情世外、心在朝廷、惆怅不快的心情。
歌声是激越的,唱出了“香英”们柱石撑天,巨船渡江的心底希冀,大宋还需要耄耋之臣啊!
歌声是韵味深长的。九曲流觞,寂寞园林,当年辅佐刘邦创业成帝的贤相萧何,不也曾遭贬而离开朝廷吗?富弼、文彦博、席汝言、王尚恭等人在司马光唱出的真切现实面前,唉声叹气……
凄凉的月色,凄凉的银光,凄凉的“流觞溪”,凄凉的上无节。“耆英会”在一片凄凉中收场了。
司马光压根儿没有想到,在他歌唱中,他的老妻张氏,去钓鱼庵为他送去夜宵的途中,从木板架起的独木桥上,失脚落于湖水中,虽被家人及时救出,但此刻已卧床榻,奄奄一息……
正月二十九日,这一天的黄昏,春寒回潮,风峭林木,雨冷花草,司马光六十岁的老妻张氏,衰弱的病体终经不起忽冷忽热的折磨,在医生诊病无效的叹息声中,病故于独乐园一座苍松覆盖的简朴屋舍里。这个秀于闺房、操持家务的女人在弥留之际,拉着坐在床榻边丈夫的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吟出了她默默一生献给司马光的无尽无竭的情爱:相看不足,相亲不倦,相爱不绝,人问黄泉。
四十四年结发共枕的老妻吟着爱的绝唱撒手离去了,半个月来亲自侍病于床榻前的司马光一下子痴呆了。他无言无语,仍然握着妻子的手,默默地淌着泪水,他的一双昏视的眼睛,如同雾漫的泪泉,滴嗬不停。他似乎在用泪祭奠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锦心浓意、暖怀柔情、甘苦共尝、风雨同舟;他似乎在用泪回忆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离愁别苦、萤影雁鸣、义如宾友、勤瘁相成;他似乎在用泪感激着妻子四十四年来朴俭持家、洒水执帚、炉火灰颊、锄蔬湿衣;他似乎在用沼赞扬着妻子四十四年来的潜德不耀、宽厚待人、梯奉舅姑、慈礼役婢。两心相知,情若连环啊!司马光突然摇着妻子冰冷的手哭出声来:“卿今撒手去,留我独何如……”
司马康跪地号啕,吕直代地痛哭,范祖禹啼嘘不止,仆役婢女都大放悲声,“独乐园”也在寒风冷雨的黄昏哭泣着……
二月三日,司马光带着儿子司马康、老仆吕直,赶着载有老妻张氏灵柩的马车,走出独乐园,走向五百里外的故乡陕州涑水。司马光崇尚简朴,没有乐班鼓吹,没有亲朋送行,只有两个仆女身着孝衣,跟着高举灵幡的司马康,“向西走去。
二月二十九日,六十岁的张氏,被安葬在谏水南原林木葱绿的司马家族的墓地里。墓穴深七尺,无青砖砌宫,无石木装饰,无一草陪葬,无僧人超度,亦无碑石作记,仅在墓地一侧,结草庐一间,为司马康居丧之合。然方圆十里的男女老幼,相识者和不相识者,闻讯送葬而来,众以万计,号啕哭祭之声,终日不绝。这位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女人,在葬礼上却赢得了人间真情。
夜风残月,林木苍茫,送葬哭祭的人群散尽了,留下了一座散发着泥土芳香的黄土墓冢。年老的司马光更显得衰老了,他步履蹒跚,举止迟钝,站在老妻的墓前,弯下颀长微驼的身躯,低下白发稀疏的头颅,悲怆而亲昵地叮咛着:“……入土为安,你劳累了一生,该静静地安歇了。让明月伴着你,让清风伴着你,让康儿伴着你,我该回洛阳著书了。可身边没有你,我今后怎么活啊……”司马光声音哽咽,语不成声,泪水滂沱而下。
三月十日,司马光带着日直回到洛阳,他一踏进独乐园,就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情哀伤之中。看到柴门内的菜地苗圃,他就想起老妻浇蔬除草的身影;看到“读书堂”,他就想起妻子提壶送茶的身影;看到“弄水轩”,他就想起妻子制肴捧酒的身影;看到“钓鱼庵”,他的心在跳,他的泪在流,眼前就浮起妻子为给自己送食而失落湖中的大悲大哀。触景生情,见物思人,他怀疚而悔恨地喃喃自语着:悲由我起,哀缘我生,形骸不灭,不敢忘卿,形骸俱灭,魂伴卿行。
……
司马光把自己关在钓鱼庵里,以伏案著书分散着心灵上苦情的折磨。司马康已不在身边,文牍之役由范祖禹兼任;妻子离去了,一日三餐由老仆吕直送上案头;《唐代长编》七百卷里国事的不幸和大幸,抑制着亡妻之哀。
司马光决计不再离开书案,不再离开《唐代长编》,不再停止手中的笔墨,不再放纵自己“相看,相亲,相爱”的苦情思念,他定稿于书案,饮食于书案,困眠于书案,日以继夜,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定稿的进度加快了,精力的消耗将尽了,衰老的身躯将垮了。“靡哲不愚”,他不仅不知更大的悲哀将至,反而为自己的自制、自抑、自束、自约而庆幸。
其间,“耆英会”的朋友们频频来访,无意中调解着他头脑中越崩越紧的神经,延缓着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拜访交谈中,朋友们传来的朝政讯息,却也在无意中撞击着他紧绷欲断的心弦。
八月十日夜晚潞国公文彦博来访,惊慌地说出了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不顾“灵州丧师”后的军心颓丧、士气低沉,再次举兵讨伐西夏、图取永乐谍的消息,并预言“永乐之战必败”,司马光惊骇,激动地挺身站起,突然眼前一黑,倒在文彦博的怀里。
司马光中风跌倒,右肢偏瘫,舌僵失语……
篇四 汴京 宣德楼前
“献俘”与“大赦”,文治与武功相映相彰的辉煌 鹿阝建路飞马传送“塘报”的小校,力竭气绝于宣德楼 皇帝赵顼吐血了
“灵州会师”于元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失败,几十万兵马溃退于西夏“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下。十二月二十五日,奉诏监军、指挥“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内侍押班李舜举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才匆匆地抵达鹿阝延军的住地延州城。他俩见到的,是灵州突围而出的疲惫兵马和鹿阝延路经略安抚使沈括、副经略安抚使种谔。他俩从种谔口中听到的,是对五路兵马监军李宪失期不至的痛骂,是对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嫉功不协”的控告,是对河东路昭宣使王中正“遇敌先逃”的憎恨,是对“灵州丧师”的败而不服。他俩从沈括日中听到的,是监军李宪所率的十万熙秦军已于十天前退居兰州,高遵裕所率的八万七千环庆军现时只剩下一万三千兵马,刘昌柞所率的五万经原军几乎溃散殆尽,王中正所率的七万河东军早已退回麟州,鹿阝延军十万兵马围攻灵州十八天,不克强虏的重大伤亡和“灵州丧师”后边事险危的现实。边臣们此时不同的处境和心机,产生了不同的应变“方略”,随着报忧请罪的“塘报”飞马送往京都,上呈皇上。
李舜举,字公辅,开封人,时年五十岁。其人世为内侍,忠恭老实,有自知之明,此时已知边事之不可为,主张采用苏轼奏表中“聚重兵境上”的奏议,以观西夏动静,相机而进。
种谔,字子正,洛阳人,时年五十五岁,是庆历年间百北守将种世衡之子。其人熟悉边情,性烈骁勇,屡建战功,此时积怒在胸,主张再次讨伐西夏,雪“灵州丧师”之耻:“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其次迁寡州于乌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盐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州、灵州,可以直覆西夏巢穴。”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宁人,时年四十八岁。其人性倜傥,少博览周游,不事科举,自视甚高,喜论兵事。熙宁年间,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献,得王安石青睐,以布衣充经义局检讨,后累迁至知制诰兼御史中丞,仍有怀才不遇之叹。此时奉诏执掌兵马,抱凌烟之志,贪西讨之功,主张“筑城永乐,直逼夏都”。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人,时年五十一岁,附徐禧“筑城永乐”之议:“银州虽据明堂川、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恶,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归来疆塞,乃在心腹……”
“灵州丧师”的“塘报”,使皇帝赵顼愤懑、沮丧、愧疚,而徐禧、沈括奏议的“方略”,适应、宽慰了皇帝赵顼“愤懑”的雪耻心和“愧疚”的自尊心:只有一场征伐的胜利才能抵消“灵州丧师”的耻辱啊!在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等人“唯上为是”鼓动下,皇帝赵顼思准了徐禧、沈括的“方略”,重新召集各路兵马,于元丰五年四月,打响了再次讨伐西夏的“永乐之战”。七月初,鹿阝延路经略副使种谔攻取夏州(靖边),七月底,鹿阝延路钤辖曲珍攻取银州(米脂北),八月中旬,鹿阝延路钤辖高永能攻取寡州,八月二十五日,知制浩兼御史中丞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督军十万攻取军事要冲永乐城。这些威逼西夏京都兴州的胜利,立即引起了各国驻京使者的注目和京都黎庶的昼夜狂欢。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神采飞扬。九月五日,几百名西夏战俘被押进京都,立即刺激了王珪、蔡确、蒲宗孟等人的狂想。为宣扬皇帝的“英明天纵”,为展现大宋的“中兴业绩”,为宣告大宋“积贫积弱”历史的终结,在皇帝赵顼志得意满的恩准下,一场“献俘”与“大赦”的隆重礼典在宣德楼前举行。
九月十五日巳时的皇宫宣德门,呈现出庄穆威武的雄伟景象:黄瓦流金,红柱闪光,画梁绘檐,飘云飞彩,龙凤翱翔;楼台四周,整齐地排列着五百名着甲戴胄的禁军士卒,面外而立,甲胄闪光,映耀艳阳,雄壮威武;灿灿闪光的楼檐下,十盏巨大的朱红宫灯挂起,若十日悬空,宫灯下依序排列着后宫嫔妃、宰执大臣、宗室王公,他们似乎都振作了精神、改变了性情,端出一副庄重神态。宣德楼东西两侧临时筑建的观礼台上,依序排列着朝廷百官和大辽、高丽、于阗、回鹘、真(月葛)、大理、大食、交趾、三佛齐等诸国使者及其随员。
宣德楼前长五百步、宽五百步的方形广场,今天成了京都万千黎庶目光关注的所在。广场四周的道旁、巷口、楼台、回廊、屋顶、树上,站满了观看的人群。广场外边,一千五百名禁军士卒担任警戒,一色红缨长戈。广场上端,立黄色大旗十面,旗绣飞龙,高与宣德搂齐,名曰“黄龙旗”,俗称“盖天旗”,在云空中“哗哗”作响。“盖天旗”前,立“鸡竿”一顶,高二十丈,直插云际,竿顶有朱红木盘,八尺见方,木盘内一只金制公鸡展翅昂首而立,首尾五尺、高为三尺,口衔数丈红幡,上书金色“皇帝万岁”四字,飘展于空,在阳光下分外耀眼。木盘四角,有彩索四条,凌空垂下,四个身着黄色紧身短衫的年轻内侍,手拽彩索,恭立待命,以备皇帝登临宣德楼颁诏大赦西夏战俘时,攀索而上,取下圣诏,以喻“恩从天降”。“鸡竿”之后,四周漆黑栏栅圈围,五百名身披绳索、散发垢面的西夏战俘,分十列等距离两臂负背跪地,每个战俘的背上,插有五尺木牌,上书姓名官职;各个战俘身旁,站有禁军士卒一人,皆着戎装,佩刀握柄,簪花鲜洁,显示着战胜者的威武和骄傲;木牌横竖成行,密密麻麻,宛若一片坟场;栏栅内西夏战俘前,十名英武的“献俘官”着甲戴胄,手持“献俘表册”恭立待命,以备“献俘”开始,立即打开栅门,奔上宣德楼,把五百名西夏战俘的生命呈交皇帝处理——皇帝曰:“杀”,栏栅内的战俘将是人头落地,血漫广场;皇帝曰:“赦”,栏栅内的战俘将是刀断绳索,开栅放生。生死未卜的禁地,阴风森森。
广场两侧和底端则是另一番景象。右侧的景灵东宫前,排列着气势宏大的歌舞艺伎,各种乐器琵琶、古筝、箜篌、大鼓、羯鼓、箫、笙、埙、鼙、(马马)、篥、囗笛等送次安放,高低有致,鼓手乐手三百多人,皆着朝廷发给的紫绣绊衣,气势堂皇,抱琴待命,以备皇帝驾临,演奏迎驾。歌伎舞伎八百多人,均着朝廷发给的彩装丽裙,列队待命。这些歌伎舞伎,除了宫廷教坊的成员外,京都瓦肆梅花棚、莲花棚、牡丹棚、桑家棚、杏花棚、余家棚等的歌伎舞伎也奉命参加。她们在宫廷教坊使、艺坛领袖了仙现和京都名伎李奴哥、董姐哥、陈伴奴、凤眼奴的主持下,已进入皇宫集贤殿排练五天,并将在宣德楼前歌舞三日三夜。今天,他们献给皇帝的歌舞,已不再是范仲淹的词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现时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的诗作《闻种谔米脂 大捷》,范仲淹沉郁悲壮的歌吟已经过时,现在该王珪皇恩浩荡的颂歌行时走红了。
广场左侧景灵西宫前,排列着另一支艺伎队伍五百人。京都瓦肆的杂剧、说唱、散乐、影戏、傀儡、讲史、索罗小技、毯杖踢弄、小儿相扑等诸类的张翠盖班、李外宁班、张臻妙班、张真奴班、刘百禽班、董十五班、刘乔班、伊常卖班,亦奉命献艺参加。他们亦着朝廷发给的绿袍黄巾,一改往日贫穷寒酸的形象,似乎一下子长了精神。今晚宣德楼前通宵歌舞的空前盛况,全凭他们手上、嘴上、身上、脚上的绝活填充大型歌舞的空隙,调剂皇帝、皇后、宗室王公、宰执大臣、朝廷百官和诸国使者的欣赏情趣。
广场底端,是五百名身披袈裟的僧侣队伍。他们是京都十大禅寺派来的代表,都是禅师一级的人物,年龄均在五十岁以上。他们分十列席地而坐,个个腰板挺直,姿态端庄,闭目人定,神情安详,数珠诵经,声若滚雷。
大宋真的“中兴”了吗?观礼台上的诸国使者,此刻确实被眼前的情景弄懵了:宋夏之战,实情如何?高丽、大理、大食、于阗、回鹘、三佛齐等国对大宋友好的使者,在茫然中为大宋暗暗祝福;大辽、交趾等国对大宋心怀敌意的使者,一时乱了方寸。当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顶冠端带,趾高气扬,以接见诸国使者为名出现在观礼台时,大辽、交趾使者,都收起了往日的桀骛狂妄,急忙站起恭迎,弯腰打躬,祝贺大宋的胜利。
大宋真的终结了“积贫积弱”的危机吗?在宣德楼上,身躯高大肥胖的尚书左丞蒲宗孟,神采飞扬地活跃在人群之中。他一会儿窜至后宫妃嫔面前,指点广场上欢腾的京都黎庶、英武的禁军士卒、跪地的西夏战俘,滔滔不绝地赞颂着皇帝的“伟业显赫”;一会儿走到宗室王公面前,口角生风地解释着“献俘”与“大赦”的“威恩并举”,并以秦皇汉武沉迷“武功”而忽略“文治”的偏颇,衬誉今日之辉煌,不时地把暗含沙石的冷言冷语,撒向凭栏沉思的门下侍郎章惇、尚书右丞王安礼和知枢密院事孙固……
章惇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十四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时只剩下他孤子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枢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均输法”在许多地方已经为富商大贾把持,“市易法”大多早已停止,“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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