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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2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2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我应该判死缓,监狱里比我小许多的特务,比如警察四分局长杨双贵,没有血债判死缓。派出所所长李树阳等人,下级警官,都判了无期。我虽然争取的很积极,但我的罪大呀!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下午,坐法院汽车回监狱。在汽车上,我决定判15年这件事不对犯人讲,以后再说。因为一讲,可能有人莫名其妙,认为把我判轻了。回到监狱,刘英伟问我判了没有?我说判了,判15年,叫他不要对别人讲,将来判词来了再说。因为他管生活,凡是判刑的都要填到犯人刑期表上,这个表在管教员室,因此,我不能不告诉他。他对别人没有讲,我内心愉快,别人是不知道的。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这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离婚,由她的便吧。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十点钟。男犯女犯共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

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高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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