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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认为自己定能胜任。李鸿章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将一个炸弹局交给他。可是炸弹不给马格里争气,生产初期就连续发生几起不慎走火爆炸的事故,工厂中血肉横飞,马格里医术再高明,也不能将他们拼凑到一块了。李鸿章得知后非常恼火,立即将马格里解职。

淮军的去留(2)

不光“硬件”上升级换代,李鸿章对“软件”改革也精益求精。他看到华尔洋枪队在作战时,不光凭借精良锐利的武器,而且有着井井有条的作战秩序。淮军作战时厮杀呐喊,声闻百里,气势恢弘;洋人作战时排队进退,只闻枪声炮声,无人显示出不要命的架势,敌人却已在远处人仰马翻,这才是打仗的最高境界。李鸿章决心在淮军中推广洋枪洋炮。李鸿章首先在程学启、刘铭传的部队中聘请洋教练。从没摸过洋枪炮的淮军士兵,对这些铁玩意既好奇,又恐惧。洋教练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练准头。许多淮军都观摩过洋人军队作战,只见士兵手指一动,敌人应声倒地;大炮一拉,目标立刻屋倒墙塌,煞是威风。可同样的枪炮到自己手里便不听使唤,瞄得不准误伤战友、使用不当造成走火等事件屡屡发生,甚至一次演练中因弹药走火而炸死二十余人。李鸿章再三给部下打气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到练出百发百中的准头来,何坚不摧,何战不克!”除枪法外,李鸿章亦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语言不通是教习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训练中洋教练喊出口号,经过翻译传达,士兵才去执行。且翻译将许多重要的专业术语译得不伦不类,弄得士兵经常无所适从,军事训练简直走了样。李鸿章鼓励大家:“英国官兵不像我们随便在人群中挑选,他们都受过军校的特殊训练。我不惜重金聘来老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虚心学习。现在学的只是皮毛,等以后理解了精髓,自然会领悟其中的奥妙!”别说淮军将士不理解,连热衷洋务的曾国藩也不理解李鸿章的做法。他屡次写信给李鸿章,反复讲授取胜之道在人心不在兵器的道理。李鸿章向老师解释:太平军中虽有洋枪炮,可是他们没有用洋法操练队伍,因此武器发挥不出作用。李鸿章还邀请老师来参观淮军的训练。曾国藩观看淮军训练后,认为湘军已大不如淮军,历史任务确应落到淮军身上。这也成为曾国藩决定留淮撤湘的原因之一。

李鸿章凭他超人的本领纵横捭阖,保证淮军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武器,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淮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海”“塞”之争(1)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历经变动,西北接陆、东南邻海的空间格局却未有改变。明朝太监郑和虽下西洋游历,然清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毕竟有限,海洋的阻隔远远大于联络。鸦片战争前,中国主要防御体系主要针对西北边疆。在统治者看来,茫茫大海本身即天然的防御线,最多只是倭寇和海盗兴师作乱。政府大规模组织造船,并非为海防计,多为去远海仙岛上给皇帝寻求长生不老仙药。前些年一部香港电影中有大明朝水师因长期闲置、只好自己玩海上捉贼游戏的场景,其实倒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入关初年,郑氏集团偏安台湾,清朝特意加强了海防建制。当时沿海省份水陆官兵比内地要多几倍,提督总兵统管全省,兵官副将统辖各营,营下又有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号称“兵制之善,海防之固,史无前例”。道光时海防又退化成装样子的摆设。东南沿海水师有五万之众,实际能调遣打仗的却不过几千人。这几千人几乎都不下水,常年呆在陆地上,除饷银更高外几乎同陆军无异。广东水师曾进行过一次技能测试,内容很简单,即用弓箭射五箭,鸟枪打十枪,然后统计成绩。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半数以上的人一枪不中、五箭全空;仅中一箭或一枪的又占绝大比例;打中三四枪或射中两三箭的乃极少数。当时全国最大的船仅长十一丈二尺,宽二丈,上面最多装十门旧式土炮。船只常年不用,船身木头已开始腐烂,桅杆布满虫蛀的窟窿,帆拉到一半绳子就断了。船上土炮也锈迹斑斑,两炮之间的蜘蛛网密得惊人。船舰如此,岸上的防御工事也令人瞠目。碉堡炮台大都是康熙时代的杰作,经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挺拔在前线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的光荣历史。

鸦片战争后形势突变,大海失去了以往宁静和平的面貌,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竞相涌来。东南边疆门户洞开,海防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以“遇事敢言”著称于世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即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师成员都为老弱病残,兵器残缺不全,甚至战船都用旧钉子和薄模板钉成,这样的水师怎能拱卫大清国门?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为首的一些大臣更是呼吁大力加强海防建设。李鸿章在奏折中言辞恳切地说:东南海疆长达万里,现在外人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甚至内地各省和京师都集中不少洋人,他们表面是友谊的和平使者,实则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且西洋轮船电报一瞬千里,军火器械工力百倍,均为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再拿传统制夷谋略应付,显然行不通。

曾国藩是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第一人。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湘军水师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水营,加之有外国兵轮“助剿”,曾国藩深感水军强大之重要。曾国藩非常清楚,旧式水师对国内叛乱尚可应付,但对境外强敌则无异以卵击石。曾国藩向朝廷建议,如今中国已开设几家造船厂,等船造好后不妨仿照西方兵法建设一支新式海军。1862年,曾国藩趁海关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回国休假,托他代为购置军舰。李泰国满口答应,回国后为中国挑选了七艘船舰。但不知李泰国哪根神经忽然出了毛病,竟擅自做主,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中国舰队司令,并私签合同,宣称这支舰队只接受英国皇帝指挥,有选择地接受中国皇帝指挥。李泰国天真而愚蠢的想法随即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李鸿章对总理衙门说道:“要使这批船成为中国自己的船只,不能变成李泰国霸占的船,中国才不至于在危急的时刻无所依靠而惊慌失措。”最后,清政府除买船花费外,又白白损失九十万两白银,将所购船只全部转手卖与他国。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阿思本事件”。此后十余年间,无人再敢提及筹建海军。

1870年,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决心加强海防。李鸿章好友丁日昌向他建议:当今最具威胁的国家乃是一直为国人不齿的日本。日本目前虽也被美国敲开大门,但大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势,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大敌!门外有虎有狼,我们不能只是不时扔一块肉出去,以求它们暂时不饿,而应习套狼之法、造打虎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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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塞”之争(2)

学办法和造武器的前提是说服清廷舍得出钱。其实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变”字,改变旧思想以看清新形势,改变旧办法以引进新技术,改变旧内容以注入新活力,改变旧的落后挨打局面以自强于世界。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气。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并未重视。1870年代后,国内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灭,域外强敌就来骚扰,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沙俄则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19世纪70年代,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出兵侵占伊犁,日本则派兵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是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若二者不能兼顾,则最好舍车保帅以保一方,但哪个是刻不容缓,哪个又能暂时放弃?

李鸿章这时挺身而出,主张以海防作为经营重点:伊犁已被俄国所占,短时期内收复绝非易事,且以目前军力要收复西北实在力不从心,不如令西征诸军严守边境,同时在前线屯兵耕种,积蓄力量。节省军饷应全部用于东南海防。此论遭到湖南巡抚王文韶坚决反对。他认为,天下事分两种,一种是重要之事,即“本”,另一种是次要之事,即“末”。重要之事又分两种:一是重中之重,刻不容缓;另一种是虽重要却非目前必须。关于海、塞防问题,西北塞防是本中之本。只要俄国人不能逞志于西北,西方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这时,同治帝为八大胡同的风流时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带着对清王朝的无限担心永远离开了人世。其生母慈禧顾不得为自己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苦命悲哀,用最快速度选定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其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光绪帝甫一即位,中断的海、塞防之争又起。山西巡抚鲍源深上奏,陈明目前国家财力紧张,应停止西征、固守关塞。陕甘总督左宗棠马上反对,认为停兵节饷与投降无异,非但陇西不保,甚至危及北路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大学士文祥也支持左宗棠。海、塞防之争不断升级,总理衙门不久出台处理决定:一、筹建海军,加强海防,海防经费有限,难以筹措三洋海军,先以北洋试点;二、陕甘总督左宗棠长期屯兵西北,政绩卓著,是督办新疆军务的最佳人选;三、将海防筹饷作为第一要事,划拨粤海关、潮州关等地四成洋税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诞生了!近代海、塞防之争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而在于当海陆危机同时出现时应丢卒保车还是二者兼顾。

海防主将李鸿章上折首先阐明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他说,中国陆地边境远远多于海疆,陆军乃立国根基。陆军改良必须配备洋枪、炮队。域外强敌多从海上进犯,因此必须训练一支强大的水师。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海防法宝,一为“守定不动之法”,二是“挪移泛应之法”。关于海军经费,李鸿章认为只要分配合理、统一筹划,用有限的钱办有效的事依然可行。李鸿章再次强调海防之重要性。他认为,新疆完全可用招抚之法和平解决,即使一时不能解决也不要紧,如同人失去了一只手,虽痛苦却无大碍;然海防问题如不能解决,国家则会面临颠覆的危险,如同人生了心脏病,不得一刻拖延。

清政府本拟委派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会同办理海防事务,李鸿章负责北洋,沈葆桢负责南洋,这样既接近丁日昌的方案,又可限制李鸿章,不致海军大权集中于一人手中。然沈葆桢不久离任南洋大臣,机遇与挑战再次眷顾了李鸿章。为早日同国际接轨,李鸿章奏请将清朝的三角龙旗改为三尺宽、四尺长的长形国旗。不久,中国海军军舰上飘扬起庄重大方的长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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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海军衙门(1)

1885年,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慈禧太后决心大治水师。李鸿章立即上折赞扬老佛爷的伟大:“我怀着恭敬心情拜读圣谕,大治水师实是当务之急、救世法宝,朝廷的决断真是英明至极!”当然,除了拍马屁,李鸿章也没忘向清政府灌输自己的主张。他说,国外海军都有统一的领导机构,欧美称海军部,日本叫海军大臣。中国海防分南、北两部,中央总司其成,然中间又有督抚大臣任意差调,洋人讥笑中国没有办理海军的能力。最好添设一海军部或海军衙门,制定统一章程,进行统一指挥调度。如此,水师可治。清廷很快允准了李鸿章的建议。1885年10月,清朝正式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为督办,李鸿章为会办。按照惯例,总理衙门简称总署,海军衙门自然亦简称海署,外国人都称海军衙门是六部之外的“第七部”,中国人仍称其为“水师衙门”。

其实最先提出建立海军衙门的既不是李鸿章,也不是清政府,而是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有趣的是,当赫德提出建立海军衙门时,李鸿章恰恰是最激进的反对者。赫德听说清廷筹备海防事宜的消息后,立即向总署提出筹备海防章程。内容包括:统一南北海防;设海防大臣或海防司一人,由赫德本人担任;高薪聘请洋人充作教习。总署对赫德的建议非常感兴趣。谁知将这一章程交与南、北洋大臣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意见这次出奇的一致,均表示反对。沈葆桢认为若清朝官员连起码的人事权都没有,怎么能称作大清的海军!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向其谏言:“赫德为人阴险贪婪,现身居高位,掌控关税大权,已有尾大不掉之势,如再让他坐镇海防,岂不是兵权、财权都集中其手?现在您和沈大人贵为南、北洋大臣,海防权利不过人各一半,赫德却把两项大权一统在手。如果这份章程获准通过,赫德无疑可借海防之权牵制总署,谁都难以钳制了。”李鸿章深以为然,马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赫德:一是赫德不能既掌财权,又掌兵权;二是赫德平素不懂兵法,不适合管理海军事务;三是沈葆桢态度强硬,不愿接受赫氏领导,如果坚持可能会引起内部争端。

李鸿章和赫德早有交道,且受骗不浅。1875年,李鸿章向英、德两国订购各种舰艇,“热心”的赫德建议向英国阿摩士庄订购四艘“新式”炮船,说这种船身形轻便、攻击力强,还可对付大型铁甲船,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当即决定由其负责购买四艘炮船。次年,被称为“蚊子船”的四艘舰艇驶抵中国。李鸿章为它们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分别称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将振兴海军之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急于发展海军的李鸿章又委托赫德为南洋海军代购蚊子船四艘,以示不偏不向。南洋大臣沈葆桢得知李鸿章为自己购船后非常激动,没等船买回来就想好了船名,分别叫作“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面八方全镇了,比李鸿章那四艘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厉害!第二年新购四船驶抵天津,李鸿章利用近水楼台之便,先试行一番,发现比先前购买的船只性能要好,决定将新船留给北洋海军,而把先前买的四艘船送给沈葆桢。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这次买船时正好英国新研制了一种更新式的快船,这种船比蚊子船还先进,每小时行驶15海里,可在船头、船尾各装一尊25吨级大炮,左右船舷也能装炮数尊。最为精彩的是,船头水线以下有一种神奇装置,可追赶并毁坏最好的铁甲船!可惜阁下让我代买的还是蚊子船,我也不敢擅自做主。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只要能买到坚船利炮,钱不成问题。于是,“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之外又添置“镇中”、“镇边”两艘快船。李鸿章很快发现受骗上当。十艘舰艇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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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海军衙门(2)

1886年,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胡子抖动,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五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每年经两次大修才不至沉没,和一堆废品没什么差别。

1883年,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提议在总署之下添设海防股,专司海防事务。海防股除掌管南、北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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