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号外报道和经后来证实:9月18日晚10时40分,从长春经南满铁路开过来的列车,正点抵达沈阳车站。此前仅仅七八分钟,列车在断口处一阵摇晃后,通过了刚刚爆破的路轨。可见,爆破部位、长度的选择,都是经过精心谋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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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2)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刊登的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第一篇报道,就在这样的谎言中面世了。倒是文尾那句“奉天在留的日本人,感到了极度兴奋”,不经意间暴露了当时日本关东军将士们,包括在乡军人的真实心态。
日本的在乡军人,亦属于准军事力量。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人数在2万人左右。
居住在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还纷纷组织所谓的“自卫团”、“义勇团”、“青年团”。
在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中,这些组织在运输武器、弹药,构筑防御工事方面所作的贡献,尤为显著,成为关东军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得力助手。
九一八事变,在贼喊捉贼的爆炸声中,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序幕。
令爆破第一线的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和沈阳城,却没有发生预先设想的“交战”场景。怕败露出实事真相,情急之下,河本等人采取了第二套方案:将三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摆放在现场,将此作为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
然而,是谎言就要露出马脚,引发了公众的怀疑。
事变发生后,中国方面随即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佣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
9月19日,美国记者乔·毕·巴鲁从上海专程赶到沈阳柳条湖现场进行调查。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促使他决心将一个真实的“柳条湖事件”呈现给世人。十几年后,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巴鲁尊重事实地说:“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到一百码的地方……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日军占领沈阳后,竟得意忘形地在爆破处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昭和九月十八日###兵线路爆破地点”。
时至今日,柳条湖事件已经真相大白。日本人当年有意遮掩、诋毁事实的做法已经遭到唾弃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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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营悲剧早就定局
在东北边防军公署前,日军解除东北军士兵武装。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有感于奉天乃清朝“肇兴之地”,为加强对沈阳城(当时称奉天)的防务,倡导修建了北大营。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所谓的北大营?”
日支军冲突最初开战地,北大营是在奉天北郊大约3英里处的一个部落,是###兵营所在地。现在奉天附近有大约三大队的日军驻屯。在满洲,现有的我军总兵力是相当于平时一个师团的三分之二。经常驻在驻屯师团和六个大队的铁道守备队,在奉天的日本人,根据昭和五年七月末调查有2万6千余人。
正如号外坦率地承认,事变之前,即1930年7月,在奉天的日本人就对北大营进行了深入调查。
虽然是军事禁区,北大营却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以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猎取北大营的军事情报。一些日本军官还以“互访”为名义出入营区,对北大营的实际情况进行窥探。
九一八事变前,对于日本关东军来说,北大营已经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
(联合奉天19日发急电)
引起这次突发大事的是奉天军的精锐第七旅,旅长叫王以哲是精神振奋的青年。根据我军发表,事件的开端是在10时40分,北大营的正规###兵400名,突然企图破坏满铁铁桥,为了击退,我军开始了战斗。
北大营,是东北军第七旅驻地。七旅是东北军的劲旅,《朝日新闻》号外称其为“精锐”。
这支劲旅的主官名叫王以哲。
然而,“九一八”那个晚上,这样一支精锐之旅,在几百名敌人的进攻面前,确确实实是输了,丢弃了营房,丧失了武器,有的官兵在睡眼蒙眬中成了枪下屈死的冤魂。
造成这一幕惨剧的原因,竟是上峰一再强调的命令:“不抵抗!”
当日军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营房进攻时,由于是周末,留在旅部值班的最高指挥员是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赵镇藩在枪炮声中,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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