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在猛灌了大量的廉价啤酒之后,我把肥鹅肝随手搁在冰箱顶上,任它在那儿霉烂变质。圣诞节这一天中午,我独个儿呆在变得灰暗的公寓房间里,吃着奶酪,喝着香槟,鱼子酱碰也没有碰。我坐在凹凸不平的沙发上,目光呆滞地瞪着丢在面前地板上的首饰。我一点一点地啃着大块的布里奶酪。一口一口地啜着多姆香槟,眼睛望着给我亲爱的人儿买的圣诞礼物,泪水一串一串地往下淌。
在圣诞与新年之间某一个说不清楚的时刻,我打起精神,作出安排,准备将那些珍贵的礼品加以处理,让它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我也曾漫不经心地想过,是否像比莱·乔那样,从桥上把它扔下去,或者玩一个类似的戏剧性的花招。但是,考虑到我目前的感情状态,我知道我还是离桥远一点为妙。
新年第二天,我在户外散步和慢跑了很久。回到公寓时,发现已有小偷光顾过。他们撬开了房门,偷走了我的旧电视和立体声收录机、放在碗橱上的一罐后腿肉,当然还有我为莎拉买的珠宝首饰。
我叫来了警察,填写了报告,并且给他们看了用信用卡购物时店家开的发票。警官听了却只是摇头,叫我去找我投保的保险公司。
我用信用卡购物化掉的3000多块钱,现在到了和我结清的时候了。
对我的破产申请裁决定于明天举行。破产法里有一妙不可言的条款,准许不利于债务人的所有法律程序自动中止。这就是有些富可敌国的大公司,包括我的伙伴德士古,在需要获得暂时性的保护时,匆匆忙忙奔向破产法庭的原故。我的房东明天无法与我接触,甚至连给我打电话、在电话上痛骂我一顿也不成。
我跨出电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过道上挤满了律师。法院有3位专职破产法官,他们的法庭都在这一层楼。他们的日程表上每天都有几十次听证会,而每次听证会都涉及一组律师;一位为负债人服务,几位为债权人效力。这里就像个动物园。我拖着沉重的双腿慢慢向前走时,听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谈话,律师们在为未付的医疗账单和轻便汽车的价格争论不休。我走进办事员的办公室,在那儿等了10分钟,冷眼旁观排在我前面的律师们办理诉讼申请的手续。他们与办事员助理们非常熟悉,肆无忌惮地和她们调情,漫无边际地闲聊。嘻嘻,我倒愿意做一个重要的破产律师,那时这里的姑娘们就会亲密地叫我弗雷德或者森尼啦。
去年有位教授告诉我们说,由于经济形势不稳、就业机会减少和公司规模缩小等等原因,破产在今后将会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他算是看准了。此人在私人开业时从未按小时收过委托人的钱。
但是,看来破产法庭今天真可以大赚其钱了。前后左右都在申请破产。好像人人都要破产了。
我把申请表格交给一位已经备受折磨的办事员,一位嚼着口香糖的漂亮姑娘。她瞟了一眼申请表,接着就仔细地对我上下打量。我穿的是劳动布衬衫和卡其裤。
“你是律师吗?”她嗓门颇高地问。我发现人们都在望着我。
“不是。”
“那么你是负债人?”她嗓门更高,口香糖嚼得津津有味。
“是的。”我迅速答道。负债人尽管本人并非律师,也可以提出破产申请,虽然你在哪里也永远看不到有这样一条公开的规定。
她表示同意地点点头,在表上盖了章。“申请费80美元。”
我交给她4张20美元的钞票。她接过现钞,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我的申请表上没有列出我的银行账号,因为我昨天已经把它取消,从而有效地销去了一笔价值11.84元的财产。我开列的其他资产是:一辆用得很旧的丰田小汽车——500美元;各种家具和装饰品——150美元;激光唱片——200美元;法律书籍——125美元;衣服——150美元。这些资产全是个人用品,因而都可以根据我前面提到的条款,免于抵债。我依然可以拥有,但必须继续为丰田付款。
“现金,呃?”她说,接着就开始为我写收条。
“我没有银行账号。”我差不多是在对她吼叫,以便让那些一直在听我们谈话,而且可能很想了解这个故事其余情节的人听得更加清楚。
她瞪着我。我也瞪着她。她重新着手她那繁忙的工作,一会儿以后,推给我一份申请表的复印件和一张收据。我注意到了第一次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我几乎就要走到门口时,有人挡住了我。一个脸上冒着汗、留着黑色山羊胡子、身材肥胖的年轻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对不起,先生,”他说。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他把一张名片塞到我手上。“罗比·摩尔克,律师。无意中听到你刚才的谈话。我想你办理BK或许需要有人帮帮忙。”
BK的意思是破产,是律师界绝妙的行话。
我看看名片,又看看他那张麻脸。我确实听人说起过摩尔克。我在报纸的分项广告栏中也见到过他的广告。他在广告中标出办理破产的手续费是150美元,而现在他却像个贪婪成性的家伙一样在办事员办公室逛来逛去,等待机会朝一个或许有能力支付150美元的破了产的笨蛋猛扑过去。
我客客气气地接过名片。“谢谢你,不需要。”我尽量和气地说。“我自己可以对付。”
“你会搞糟的!”他立即接口说。我相信他这样说过上千次了。“办破产案子是很棘手的!我一年要办上千件。你只要现付200美元,我立马替你办妥。我有一个事务所,人马齐全。”
现在价钱抬到200美元啦!如果你主动找他的话,我猜他还要再敲你50美元。此刻若是教训他一顿,自然顺理成章,十分容易,但我感到摩尔克不是那种可以随便羞辱的人。
“谢谢,不用了。”我边说边从他身旁挤了过去。
挤在下行的电梯里,我简直像在受罪。电梯走得很慢,里面塞满了律师,全部衣衫不整,夹着破皮包,穿着旧鞋子。他们依旧在叽叽喳喳地争论着什么可以豁免,什么是无抵押的,什么是有抵押的。律师的交谈令人难以忍受,讨论的问题却重要得要命。他们看来会没完没了地唠叨下去。
在电梯就要下到底层的那一瞬间,有一个问题突然闪过我的脑际。一年后的现在我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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