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能浇水吗?”谭功达认真的看着她,问道。
姚佩佩笑道:“怎么不能浇?只是一次不能浇这么多。”
谭功达“噢”了一声,凑到姚佩佩的跟前,道:“你这一盆怎么只开了三、四朵,这花叫什么名字?”
“墨兰。”姚佩佩道。随后就问起这花是谁送的,这么好的花怎么舍得送人。谭功达脸色凝重,习惯性地皱了皱眉头,叹了一口气,半天才说:“是赵副县长,赵焕章同志送的。”
谭功达告诉她,刚才省里来的金秘书长传达了省委和地委的指示,赵焕章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或许提前知道了这个决定,打算把家搬到老家的乡下去,在那儿的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因要搬家,他院子里的花带不走,就分送给县机关的同事,留个纪念。
“赵副县长犯错误了?”姚佩佩一脸迷惑地问。
“不清楚。”谭功达道。
姚佩佩因见谭功达一只手始终捂着腮帮子,说起话来含混不清,嘴里还不时嘶嘶地往牙缝中吸气,便问他嘴怎么了。
“我的牙蛀了。”谭功达说,“昨天痛了一个晚上,腮帮子肿得老高。对了,你这儿有没有什么药?”
姚佩佩说,她那儿有牛黄解毒丸,不过放在家里了:“要不要我回去取?”她见谭功达迟疑不决的样子,又补充道:“我骑脚踏车,也挺快的,一会就回来了。”
“算了吧,我还是去医院叫大夫看看吧。”说完,他顺手抓过公文包,夹在腋下,捂着嘴,哼哼唧唧地走了。
姚佩佩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那盆墨兰,心里惘然若失。她在县机关工作了这么些年,与赵焕章总共也没打过几个照面,可这个人在远赴他乡之前竟然还记得给自己留下一盆花来,她的心里暖融融的。
她还记得,有天下午会议结束后,开会的人都走光了,他却涨红了脸,木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烟灰落了一身,掸也懒得掸。佩佩悄悄地走近他,生怕吓着他:“赵副县长,散会了……”
她又想起今年春节前赵焕章用小楷誊抄的那首浣溪沙词。它贴在走廊的布告栏里,除了自己,没有人朝它多看一眼。看着那淡紫色的花朵在风中微微翕动,若有所思,若有所语,姚佩佩鼻子一酸,眼中不觉落下泪来。
中午的时候,钱大钧打来了一个电话,约她去鸿兴楼吃饭。佩佩道:“怎么忽然想得起来要请我吃饭?”钱大钧只是嘿嘿得笑。佩佩又问:“是单独请我一个,还是让我去陪别的什么人?”
“你来了就知道了。”大钧道。
姚佩佩骑上自行车,来到鸿兴楼饭店,由一条逼仄的木楼梯,上了二层。地上的毯子黝黑黝黑的,楼梯扶手也是滑腻腻的,手一碰,就有一种不洁之感。姚佩佩知道,在梅城地方,这已算是最好的饭店了。二楼的大堂里坐满了人,服务员领着她侧着身子一直走到里边朝北的一个大房间门口。她看见钱大钧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朝她招手。
从省里来的金秘书长坐在主位,他的右边依次坐着白庭禹、杨福妹、还有信访办的老徐。另外还有几个人,她一概不认识。姚佩佩见门边的一张椅子还空着,就惴惴不安地坐了下来。钱大钧见人都到齐了,就招呼服务员上菜。
金秘书长看上去似乎五十来岁,身穿一件灰色中山装,口袋上方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大敞着领口,露出了脖子上粗大的喉结。由于距离很近,他嘴角的那颗大痦子分外触目,似乎还缀着一撮黑毛,样子看上去更显阴鸷、凶悍。原来是陪省领导吃饭。可钱大钧为何偏偏要叫上我呢?由于姚佩佩恰好坐在金玉秘书长的对面,她的眼睛不知该朝哪儿看,只得低下头,心里感到无聊,后悔却是来不及了。
几道冷盆端上来之后,钱大钧就起身斟酒。杨福妹推说不会喝,向服务员要了一杯茶。姚佩佩也是要喝茶的,可看见杨福妹要了茶,忽然心生厌恶,连带着把怒气撒到茶上,紧抿着双唇,一声不吭。好在钱大钧善解人意,让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开水。
白庭禹端起酒杯,站起身来正要说话,金玉忽然道:“谭功达县长怎么没有来?”
钱大钧正要解释,姚佩佩突然抢在前头,贸然说道:“谭县长?他去医院看牙了。”
话一出口,自己听上去都觉得不对劲,似乎是在急于替县长分辨什么。而且这一分辨,反而使得谭功达的缺席,有故意推托之嫌,不觉脸一红,深深地低下头,心里怦怦乱跳。她偷偷地拿眼睛朝四周瞅了瞅,见房内餐桌周围并无空位。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通知谭功达,钱大钧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也并未问起他。
白庭禹到底说了些什么,姚佩佩一句都没听清楚。白庭禹说完了话,金玉起身接口道:“白县长太客气了。大年三十敝人临时决定来梅城过年,顺便做些调查研究,承蒙各位盛情款待,终日相陪左右,金某感激不尽。今日权借贵县宝地,略备薄酌,聊表心意,并谢叨扰之罪。”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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