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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转眼间，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曾国藩再次踌躇满志地进入考场，但令人惋惜的是，他再一次与登第无缘。

对于胸怀大志的曾国藩来说，两次落第，无疑是从头浇了两盆凉水。一片茫然的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无助的羔羊，看不到任何的希望；而那功名又离他那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他被折磨得焦头烂额，忧心忡忡。

不巧的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曾国藩在京城已经住了两年，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两次名落孙山的痛苦打击，也让他对景仰不已的京城失去了刚到京城时的冲动和幻想，甚至，还有些许怨恨和不满。当然，这个湖南青年更多的是面对高大红墙的不屈和坚韧，天生就不服输的他是不会就这么罢休的。

曾国藩的人生就这样走到了一个隘口，过得去就一片光明，过不去将被死死卡住。对于此时的他来说，除了回到湖南，再作打算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4。借钱买史书

无奈，曾国藩只好收拾行李，满腹惆怅地搭乘运河的漕船南行。

会试落榜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虽然无力改变这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无论心情好坏，日子总是不紧不慢地一页一页地往过翻，干嘛不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好心态呢？

于是，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这一年多来，尽管曾国藩省吃俭用，但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到了江苏境内，曾国藩想起老乡易作梅正在睢宁县当知县，便前去拜望。

易作梅也是湖南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及父亲都相识，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他的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不是凡人，前程自然无法估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猜测他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便借给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时，还赠送了他几两散银。

一路上，曾国藩走走停停，边读书边游玩。当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逛了几圈，在书肆中，曾国藩对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便爱不释手，他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来增加自己的学识了。可一问价格，他大吃一惊，这部书恰好和他身上所带的钱相当。这下可真是左右为难，如果买了书，自己怎么回家就是个大问题了。

曾国藩再三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把这部史书买下来。而那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开价一百两银子，一个子儿也不给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花费很有限。自己随身所带的冬季衣物在这初夏季节也用不着，不如拿去当了换点盘缠。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刻，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东西，可见曾国藩青年时代读书求学的热情多么高涨。

到家后，父亲曾麟书见他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连衣服都卖光了，却带回来一套史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满脸疑惑。

“父亲大人，这是孩儿用借来的上百两银子，买回的史书，因为买了书，没了盘缠，只好把不用的衣服典当了。”

“区区一套史书，值得你这么做吗？”

曾国藩说：“华丽的衣服可以没有，美味佳肴可以没有，豪华别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

父亲听了很高兴，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道：“你借钱典衣买书，我没有异议，只希望你把此书仔细研读圈点一遍，也算对得住我了！”这几句话对曾国藩既是安慰，也是鼓励。

曾国藩激动得热泪盈眶，本以为父亲要责骂自己一番，没想到父亲如此通情达理。

此后，曾国藩天天足不出户，发愤攻读一年，把《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并且烂熟于胸。这样，自从京师会试以来，曾国藩对古文和历史便格外感兴趣，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埋下了伏笔。

从此，曾国藩便养成了每天读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以史为鉴，历来是为官之道，这便为他以后从政为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5。　二十几岁决定男人的一生1

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在家读书的曾国藩透过史书，感受到了真实的人，真实的人性，他为那些精英往往只在上面留下了只言片语就匆匆而过，感到惋惜和无奈。如果自己也能在史书上留下只言片语，也不枉来人世一回。连续两次落榜的他好像突然一下子变得透彻了许多，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这年，曾国藩在长沙碰上了正在省城应试的老朋友刘蓉和后来的第一高参郭嵩焘。

郭嵩焘随曾国藩组建“湘勇”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人。

郭嵩焘，（1818年…1891年），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的一生比较坎坷。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家。这一年是清嘉庆二十三年，仍属“盛世”。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接受传统教育，以考取功名入仕当官为人生目标。1835年，十八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

然而，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1837年考中举人，但1838、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直到1847年中进士，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勇”。1856年任南书房行走，1863年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初任福建按察使。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当时，曾国藩二十七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只有十九岁。三个湖南年轻人意气风发，纵谈古今，指点江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们朝夕相处，一起登岳麓山，漫步在橘子州，在湘江中流击水，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分手时，三个人虽然都很疲惫，但内心都很兴奋，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也许这就是志同道合、尘世知己的感觉吧。

从此，二十来岁的三个年轻人、三个好哥们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手足之情，为着共同的志趣奋斗着，基本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基调。后来，刘蓉和郭嵩焘都成为了曾国藩在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也许乱世出英雄，曾国藩在即将踏上仕途的时候，清朝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大清帝国了；康乾盛世已经成为了昨日美好的回忆。可以说这个帝国已经风雨飘摇，满目疮痍，有好多问题亟待解决。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展宏图，一步一步走上自己事业的巅峰。

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开始，清朝就已经不再太平。

这一年，全国东南部水涝，大水深达一丈多，十天半月见不到一回太阳，结果江满河溢，淹没房屋田地无数。无独有偶，同年，大清国又遭遇百年大旱，旱得大部分省份树木枯萎、河流干涸。北旱南涝的大灾让道光皇帝寝食难安。

大灾过后，北方干旱的省份起了蝗虫之灾，一脚下去，便是松软软的一片。蝗虫吃庄稼，导致部分地方颗粒无收，百姓没有东西吃，便只能吃蝗虫保命。两湖也流行痘疫，痘疫是要命的瘟疫，再加上缺衣少穿、食不果腹，两湖人口锐减，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瘟疫。

在举国无措的情况下，道光皇帝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坛祈天。但隆重的祈天的仪式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上苍并不买道光皇帝的账，蝗虫和痘疫继续肆虐；灾情不仅丝毫没有得到缓解，反倒更加加重。

农历十月初一是大清入关建国的纪念日，本以为这一天会风和日丽，平平安安，偏偏奉天府发生了入关以来首次强烈的地动现象。不仅东陵陵基出现断裂，北陵的两块神道碑也齐腰折断。消息快马报到京师，满朝文武震惊。众所周知，奉天府是大清的陪都，也是大清国的发祥地；东陵和北陵都是皇家的重要的陵寝。这种异象的出现难免让人和大清的国运联系在一起。

此时的曾国藩还在为自己的功名默默奋斗着，沉浸在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对外面的世界不那么热衷和关心。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恰恰又是会试的日子。

父亲又让曾国藩进京参加考试，曾家以农为业，本来就不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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