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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浪小说>两宋王朝在政治上的新变化 > 第2部分(第1页)

第2部分(第1页)

五代王朝中,冯道未以宰相身份出仕的只有朱全忠的后梁。

后唐灭亡后,宰相冯道继续留任为石敬瑭之后晋的宰相。后晋因违约,在开封为契丹族的辽占领后,他受邀成为辽的重臣。辽北归之际,他也与之同行,但在得知刘知远建立后汉时,他又重返中原出仕于其下。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时,冯道经过活动,又成为后周的宰相。

他前后出仕于包含辽在内的五朝八姓十一君之下。

属吏尚可原谅,而贵为宰相者却出仕五朝,此乃荒谬绝伦之事。此等毫无节操之徒,令人不齿。

后世史家对冯道的批判甚为严厉。有人甚至拿出“忠臣不仕二君”的论调,彻底批判他。

然而当时的人对冯道却非常称赞。他有本事压抑武将出身、脾气暴躁的皇帝们,在政治上引入儒教伦理,并于乱世享受天寿,被誉为时代伟人。因冯道而生活获得改善的庶民,甚至视他如“救世主”。

批判冯道毫无节操的论点,主要基于下一个时代——宋之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观点。

五代时期,人们还没有“节操”这等古板的观念。说到不仕二朝,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不过十年,为不过是比军阀像样一点的五代王朝死心塌地尽忠,岂不是一件滑稽的事?

人民深受涂炭之苦,政府应以拯救这样的人民为当务之急才对。

据说,辽占领开封城时,太宗耶律德光曾经有意准许部下契丹族的将兵任意掠夺,作为对部下的犒赏。冯道知道此事后,立即对太宗面奏道:“纵使如来佛在世,也无法拯救人民。现在能拯救人民的,唯皇上一人。”

结果,太宗下令禁止对人民进行掠夺。

把一个契丹族皇帝捧得高过菩萨,这也成了后世史家诘难他的原因之一。但冯道亦非妄言,能撤回许可掠夺之议的,唯有皇帝一人。

遵奉朱子学理念的忠诚之士,于亡国之际,或许会以身殉国;被敌人攻打时,也只有彻底抗战一途。其结果是,国土自然荒废,人民被迫在战火中四处流离。如果每一王朝灭亡时,都重复着同样的局面,经过五度王朝的兴亡交替后,中原人民岂不是全都死光了吗?

王朝交替之际,政治家以避免流血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想法应该也能成立。《孟子》中有一句话:社稷为重,君为轻。

社乃土地之神,稷则为谷物之神,社安民而稷养民。人民平安而有东西吃乃至要条件;相比之下,君主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明代一个名叫李卓吾的思想家,引用《孟子》的这句话,为冯道辩护。不过,他也特别说明,冯道的行为唯有于五代那样的混乱时期才能获得肯定。

五代确实不是正常的时代。冯道也在他有名的自传中作如下的叙述:

未能为君王统一天下,平定八方,此为本人最引以为憾之事,吾以未能报答天地大恩而惭愧。

被指责为恬不知耻的冯道,却以未能统一中国而引以为憾。出仕五朝的最终目的在于统一天下,在这个目的之下,不必以一个王朝或一名君主为重——冯道似乎做如是想。

现在且把视线从中原移至地方。

中原为“五代”,而地方则为“十国”。十国指的是: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闵、南平、北汉。这十国并非同时并存,吴灭亡后成为南唐,前蜀灭亡后成为后蜀。以皇帝或王自称的都是节度使出身的人,或者是取而代之的实力者。

不得已而为帝(2)

以诗闻名的皮日休,为避开唐末之乱,似乎移往吴越之事已如前述。这个吴越即是镇海节度使钱镠自立的政权。钱氏政权维持八十六年,算是五代十国享国最长的政权。政权尽管维持长久,国力却并不强。十国中最强的政权,应该是取代吴的南唐。和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一样,南唐以金陵(南京)为国都。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政权为吴。由于他是被唐王朝封为吴王的,所以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立者。加上唐的支配不及于这个地方,他因而被迫自己裁决政务,至死都使用着唐的元号。

实际上,杨行密的吴政权,实权却掌握在徐温及张璟等部将手中。后来,徐温杀死竞争者张璟,立杨氏之幼子为皇帝。在册立前,这个政权只称王而已。

徐温企图以这个政权之主为皇帝,然后以禅让的形式由自己就帝位。但在徐温有生之年,并没有达成这个野心。禅让之事到徐温养子徐知诰的时代才完成。

徐知诰原姓李,与唐皇帝同姓。他于就帝位后恢复原姓,自称李升,露骨表示继承大唐帝国的姿态。他当然仍以唐为国号,后世史家称之为“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和其子李煜被合称为南唐二主,以词人身份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词有“诗余”之别名,填词规则不似诗之严格,可以谱曲歌唱。五代至宋为词的全盛期。四川政权的前蜀和后蜀也极为风行填词,有毛文锡及欧阳炯等名家。由于四川君主都是文人的支援者,因此,逃离中原###的许多文人都来到此地。

虽然蜀地富庶,据守容易,但要自此地出征,进而取得天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以此为据地的政权,好像压根儿没有称霸全国的想法。

浙江吴越的情形与此类似,由于隔邻有南唐这个强力政权的威胁,只好采取从属中原政权的姿态,用以对抗强邻。

蜀和吴越虽然安定,却都没有称霸天下的企图。十国中的其余政权全都弱小,有称霸天下野心的,只有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时,因并吞闵和楚而变得更为强盛。闵和楚是因内讧消耗国力,结果成为南唐的腹中物。

北方中原这时候是五代最后的后周二代皇帝柴荣的时代。柴荣也是态度积极的人,由与契丹族的辽对决一事,可以窥知他对统一天下的意图。

冯道由于在此时谏止柴荣外征,因而被降格为山陵使。冯道担忧的是,因外征导致国力减弱。山陵使是建造先帝陵墓的长官,在仪礼上为要职,在政治上则无任何权力。

后周不但从事北伐,也大兴南征之军。南征当然是以南唐为对象。经济上南唐居于优势,但在军事上后周则远为强大。后周由皇帝柴荣亲自指挥军队,南唐屡战屡败,不但将江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李璟更被迫免去帝号,只以国主自称为条件,才得以缔结媾和条约。

柴荣意气轩昂,他决心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贤主名将率领,又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军力一定很强大。后周的北伐军和南征军确实军容壮盛,不过,他们却有五代军队共同的毛病——骄兵。

后周军队当然也想得到赏赐,但赏赐是打胜仗的结果,要能打胜仗,基本条件是有优秀指挥官。因此,这个时代的军队,指挥官由部下拥立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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