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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五代王朝中，冯道未以宰相身份出仕的只有朱全忠的后梁。

后唐灭亡后，宰相冯道继续留任为石敬瑭之后晋的宰相。后晋因违约，在开封为契丹族的辽占领后，他受邀成为辽的重臣。辽北归之际，他也与之同行，但在得知刘知远建立后汉时，他又重返中原出仕于其下。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时，冯道经过活动，又成为后周的宰相。

他前后出仕于包含辽在内的五朝八姓十一君之下。

属吏尚可原谅，而贵为宰相者却出仕五朝，此乃荒谬绝伦之事。此等毫无节操之徒，令人不齿。

后世史家对冯道的批判甚为严厉。有人甚至拿出“忠臣不仕二君”的论调，彻底批判他。

然而当时的人对冯道却非常称赞。他有本事压抑武将出身、脾气暴躁的皇帝们，在政治上引入儒教伦理，并于乱世享受天寿，被誉为时代伟人。因冯道而生活获得改善的庶民，甚至视他如“救世主”。

批判冯道毫无节操的论点，主要基于下一个时代——宋之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观点。

五代时期，人们还没有“节操”这等古板的观念。说到不仕二朝，一个王朝的平均寿命不过十年，为不过是比军阀像样一点的五代王朝死心塌地尽忠，岂不是一件滑稽的事？

人民深受涂炭之苦，政府应以拯救这样的人民为当务之急才对。

据说，辽占领开封城时，太宗耶律德光曾经有意准许部下契丹族的将兵任意掠夺，作为对部下的犒赏。冯道知道此事后，立即对太宗面奏道：“纵使如来佛在世，也无法拯救人民。现在能拯救人民的，唯皇上一人。”

结果，太宗下令禁止对人民进行掠夺。

把一个契丹族皇帝捧得高过菩萨，这也成了后世史家诘难他的原因之一。但冯道亦非妄言，能撤回许可掠夺之议的，唯有皇帝一人。

遵奉朱子学理念的忠诚之士，于亡国之际，或许会以身殉国；被敌人攻打时，也只有彻底抗战一途。其结果是，国土自然荒废，人民被迫在战火中四处流离。如果每一王朝灭亡时，都重复着同样的局面，经过五度王朝的兴亡交替后，中原人民岂不是全都死光了吗？

王朝交替之际，政治家以避免流血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想法应该也能成立。《孟子》中有一句话：社稷为重，君为轻。

社乃土地之神，稷则为谷物之神，社安民而稷养民。人民平安而有东西吃乃至要条件；相比之下，君主的重要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明代一个名叫李卓吾的思想家，引用《孟子》的这句话，为冯道辩护。不过，他也特别说明，冯道的行为唯有于五代那样的混乱时期才能获得肯定。

五代确实不是正常的时代。冯道也在他有名的自传中作如下的叙述：

未能为君王统一天下，平定八方，此为本人最引以为憾之事，吾以未能报答天地大恩而惭愧。

被指责为恬不知耻的冯道，却以未能统一中国而引以为憾。出仕五朝的最终目的在于统一天下，在这个目的之下，不必以一个王朝或一名君主为重——冯道似乎做如是想。

现在且把视线从中原移至地方。

中原为“五代”，而地方则为“十国”。十国指的是：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闵、南平、北汉。这十国并非同时并存，吴灭亡后成为南唐，前蜀灭亡后成为后蜀。以皇帝或王自称的都是节度使出身的人，或者是取而代之的实力者。

不得已而为帝（2）

以诗闻名的皮日休，为避开唐末之乱，似乎移往吴越之事已如前述。这个吴越即是镇海节度使钱镠自立的政权。钱氏政权维持八十六年，算是五代十国享国最长的政权。政权尽管维持长久，国力却并不强。十国中最强的政权，应该是取代吴的南唐。和南北朝时代的南朝一样，南唐以金陵（南京）为国都。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政权为吴。由于他是被唐王朝封为吴王的，所以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立者。加上唐的支配不及于这个地方，他因而被迫自己裁决政务，至死都使用着唐的元号。

实际上，杨行密的吴政权，实权却掌握在徐温及张璟等部将手中。后来，徐温杀死竞争者张璟，立杨氏之幼子为皇帝。在册立前，这个政权只称王而已。

徐温企图以这个政权之主为皇帝，然后以禅让的形式由自己就帝位。但在徐温有生之年，并没有达成这个野心。禅让之事到徐温养子徐知诰的时代才完成。

徐知诰原姓李，与唐皇帝同姓。他于就帝位后恢复原姓，自称李升，露骨表示继承大唐帝国的姿态。他当然仍以唐为国号，后世史家称之为“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和其子李煜被合称为南唐二主，以词人身份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词有“诗余”之别名，填词规则不似诗之严格，可以谱曲歌唱。五代至宋为词的全盛期。四川政权的前蜀和后蜀也极为风行填词，有毛文锡及欧阳炯等名家。由于四川君主都是文人的支援者，因此，逃离中原###的许多文人都来到此地。

虽然蜀地富庶，据守容易，但要自此地出征，进而取得天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以此为据地的政权，好像压根儿没有称霸全国的想法。

浙江吴越的情形与此类似，由于隔邻有南唐这个强力政权的威胁，只好采取从属中原政权的姿态，用以对抗强邻。

蜀和吴越虽然安定，却都没有称霸天下的企图。十国中的其余政权全都弱小，有称霸天下野心的，只有南唐。

南唐二代皇帝李璟时，因并吞闵和楚而变得更为强盛。闵和楚是因内讧消耗国力，结果成为南唐的腹中物。

北方中原这时候是五代最后的后周二代皇帝柴荣的时代。柴荣也是态度积极的人，由与契丹族的辽对决一事，可以窥知他对统一天下的意图。

冯道由于在此时谏止柴荣外征，因而被降格为山陵使。冯道担忧的是，因外征导致国力减弱。山陵使是建造先帝陵墓的长官，在仪礼上为要职，在政治上则无任何权力。

后周不但从事北伐，也大兴南征之军。南征当然是以南唐为对象。经济上南唐居于优势，但在军事上后周则远为强大。后周由皇帝柴荣亲自指挥军队，南唐屡战屡败，不但将江北十四州割让给后周，李璟更被迫免去帝号，只以国主自称为条件，才得以缔结媾和条约。

柴荣意气轩昂，他决心要在自己的手里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贤主名将率领，又有明确目的的军队，军力一定很强大。后周的北伐军和南征军确实军容壮盛，不过，他们却有五代军队共同的毛病——骄兵。

后周军队当然也想得到赏赐，但赏赐是打胜仗的结果，要能打胜仗，基本条件是有优秀指挥官。因此，这个时代的军队，指挥官由部下拥立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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