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汉书·贡禹传》。
[62]《潜夫论·浮侈篇》。
[63]《盐铁论·力耕》。
[64]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又,梁启超有说谓“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翦伯赞较为谨慎之说也认为已程不国在今新加坡以西。
[65]《西汉南越王墓发掘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4)。
[66]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二十六辑)。
[67]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82页。季羡林指出:公元前4世纪印度史书中的“峤奢那”(Kauseya)即蜀丝,“支那帕塔”(Cinapatta)是“成捆的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56~163页)。
[68]陈茜在《川滇缅印交通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1。1)文中以为“蜀布”即丝织品;武敏(《吐鲁番出土的蜀锦研究》)也持此说。但大夏市场上的“蜀布”若是一般的中国丝绸,则很难分辨出是何地所产,张骞只能获得“缯帛”之类的印象。若是当时闻名于中原各地的“蜀锦”,张骞也不至于误认为是“布”。况且汉代蜀地盛产苎麻,布的品种也很多,如《说文》:“縴,蜀细布也”;《盐铁论·本议》:“齐阿之缣,蜀汉之布”;《蜀都赋》云:“黄润(即细布)比筒”,“布有橦华。”《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哀牢“知染采文绣,罽帛叠(即花布),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当时西南地区生产的斑布、兰干布、白越布、黎单等,都很有名,而且质量可与绫锦比美。这种特产,价格便宜,产地又当西南夷道,流入西域,是很自然的。
[69]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9页。
[70]胡四维(A。F。P。Hulsewe)认为:“汉朝向中亚扩张只有一种动机,即希望阻止匈奴人的入侵”,并断然宣布汉代的对外贸易“从来也不是汉朝向中亚扩张的动机之一”。详见其《汉代丝绸贸易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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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
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
古代之西域,本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西汉时代的西域,一般指张骞出使途经的地方;东汉时则多指班超经营的区域。但实际上两汉对外交往已经远超出这个狭义的范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至乌孙,以当地人为向导,分道遣使继续西进,抵身毒及安息国都。当时已有关于“犁靬”的传闻记载。这样,“西域”的意义,便扩大到了伊朗高原以至于希腊人故地了。又,《后汉书》、《魏略》中的“大秦”,更在极西之地。甘英奉使西行,欲通大秦,临波斯湾而返。班超派他去了解的大秦国,非罗马帝国莫属。所以,从广义上说,“西域”实际上已远及今天的中亚、西亚和欧洲东部了。
为了系统地探讨中西交往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似有必要将这种交往涉及的西域地区的各部族国家的社会经济概况,以及它们在中西交通中发生的不同作用,加以综合的考察。同时,由于西域范围广远,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历史和社会状况相差很大,下面将汉代之西域分为三个区段来研究。第一段是匈奴、月氏及西域都护所管辖的地区,第二段是中亚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及贵霜国家(Kusana),第三段是帕西亚帝国。这样的分阶段剖析,一是为了有层次地、由近及远地透视中西交通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为了便于以商路交通作为参照,将当时几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加以比较。
一、匈奴、月氏、乌孙等部族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一)匈奴
两汉时期,在中亚地区影响最大、活动范围最广的少数部族就是匈奴。它的崛起、发展、强大、衰弱、分裂,以及最终归并入中原和西迁而去,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变化有密切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记黄帝北逐“荤粥”。夏代也与此北族为邻,接触频繁。殷商与“鬼方”有过多年战争。西周时则颇受“狁”入犯之苦。到了春秋时期,“戎狄”已扩张到大漠南北,甚至伸入华夏中原,所引起的频仍战火,不绝于史载。这些“北狄”部族,构成复杂,来龙去脉,难以分辨廓清。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战国末期,这些北方诸族,在漠南河套及阴山地区,凝聚起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匈奴。
匈奴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它广泛地接触四邻其他民族,博采众长,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技术[1],并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到了秦末汉初,匈奴成了中原汉族北方最严重的威胁。
匈奴总人口,史家基本定论为150万~200万[2]。他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拥有兵力达三十余万。这对于周邻其他弱小部族来说,无疑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由于“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而不仅经常入犯中原,而且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广大地区,设立“僮仆都尉”,实行野蛮的民族掠夺政策,成为古代新疆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见附录2)。
匈奴虽是游牧军事部族,但也有广泛从事商业交换的传统。他们的农业、手工业不够发达,产品不能满足自身要求,因此便频繁与周邻民族,特别是与中原汉族发生商品交换关系。他们“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3]。直至东汉时,仍“远驱牛马与汉合市”[4]。这种贸易关系,文献很多记录,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大量反映。特别有意义的是,在匈奴墓葬中,既发现汉朝生产的精美丝织品,也有刺绣着伊朗古式的植物、鸟兽纹及人物纹等来自西亚的毛织物,还发现属于西徐亚(Scythia,一译斯基泰)风格的旃毡。马长寿指出,这些是匈奴通过交易从未征服的西域各国买来的[5]。此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史料记载指出,匈奴的国际贸易活动,甚至连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也积极参与[6],可见在匈奴内部,从事商业贩运和贸易交往,是一种官方、民间都重视的经济活动和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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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2)
此外,从北方草原古代游牧人造车技术及其与中原地区、欧亚北部地区造车工艺比较来看,也得出在远古时代草原地区人民与南、北、西方开展商业交通的结论[7],这与匈奴人的对外交通发达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匈奴畜牧业是高度发达的,这不仅为交换提供了优良的商品,也成为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要条件,因为他们生产的驼、马、牛、驴等,既是商品,也是运输车辆的动力。匈奴人的青铜文化、铁器文化与鄂姆斯克(Omsk)的西徐亚…西伯利亚文化、米努辛斯克(Minuchinsk)铁器文化、商代及春秋战国中原文化之间的同似性,雄辩地指明了这些地区的古代交往的关系是有渊源的。王治来设想:“在先秦时代,中西商路也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即经过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亚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8]文献记载、考古证实和科学研究,都为该设想提供了证据。只不过目前尚无法将这种交通路线十分具体地描绘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穿过匈奴故地,由北方草原通向西方的商路的大致轮廓。
汉朝与匈奴的斗争与交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为汉代对外族的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对外族的和睦交往,致力最多的对象也是匈奴。特别是汉政府在开拓西域交通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诸多西部民族和城郭国家,也大都与匈奴有关。
在汉代初年,大兵之后,国家处于积贫积弱状态,完全不具备向外经营、统一周邻部族的基本条件。而在楚汉战争的空隙之中壮大起来的匈奴,却似乎在实力上超过了中原汉族。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受匈奴之围,险些成了俘虏,就是当时汉匈力量对比的一个写照。匈奴成为汉朝的最大军事威胁,以至到匈奴军臣单于在位之世(公元前160年~前126年),汉朝北疆郡县仍屡遭其掳掠之苦。自汉景帝施行通关市政策以后,政府着眼全局,采取了一系列合理政策,使匈奴与汉民族大体保持一种和平的接触,即如《史记·匈奴传》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帝(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自景帝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9年以前),汉朝对待外族的这种政策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通商与友好,既促进了匈奴生产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为汉朝以后向外开拓、交通四邻打下了社会基础。此外,当时匈奴军力较汉强盛,汉以和亲之策,缓和与匈奴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争取时间,改变双方力量对比,为最终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做好准备。
但这种政策毕竟只是权宜之计,除了“通关市”这一条带有和平交往的性质外,其余“和亲”“厚遇”“饶给之”等,均体现一种本末颠倒的、落后倒退的民族关系,它不可能使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更不可能使中原人民从根本上免除匈奴入侵的灾难。刘彻即位之后,汉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逐渐完成了对外开拓的准备,这时对匈奴的消极和亲饶给,已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了。特别是所谓“和亲”一项,每年对匈奴单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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