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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发现很多陶片。下午到达翼城县。……３月２１日，离运城，２２日到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

李济写道：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八十六片，其中十四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七片有边（三片带卷边，四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６４页。于是初步确定这将是未来的挖掘现场。

这次考察，李济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归途染疾，患斑疹伤寒，回到北京，沉疴不起。起初，父母和夫人信任民间单方，耽延了诊治，以至病情告危。幸亏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找车直接送到协和医院救治。病床上的李济，一心筹划着西阴村的发掘。５月２６日，由他口授，一位叫做Miss　Furscott的女士打字，给毕士博写了一封信，报告晋南调查的情况和病愈后即去西阴村作实地发掘的计划。

也许是从李济带回的彩陶片上看到了希望，此时清华也有了开展田野考古的热情，校长曹云祥与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商定了合作发掘的细则：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李济主持，经费主要由弗利尔承担，发掘报告用中英文各完成一份，分别由清华和弗利尔出版，所得古物暂归清华保管，以后交中国的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等等。７月１４日，李济与弗利尔再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山西西阴村的发掘现场。选自《东方珍品》（Orientations）杂志，博思源著《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一文（英文）。

订了《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Regulations　governing　the　Exc*ation　of　Historical　Objects　in　the　Province　Shansi。。８月底，清华聘请袁复礼为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并派他与李济同赴山西。梁启超两度写信给山西省长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支持。　。。

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4）

１０月１５日，李济与袁复礼组织民工开始在夏县西阴村正式发掘。发掘工作由李济主持，袁复礼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八小时计算，我总费了二十五天的功夫”。他们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只选择一小块面积，采用“探方法”，挖出了八个两米见方的探坑，另有四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李济处理探方，首创了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的“三点记载法”，还发明了逐件登记标本的“层叠法”，即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发掘工作进行得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三十三个层次。“三点记载”、“层叠”、“探沟探坑（点线）”等这些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张光直曾评价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结束发掘走向归途，已是１９２７年的年初。山西省府接到晋中晋南几个县的报告：有一个九辆大车组成的车队，正沿侯马、临汾一线朝北行进；车辆沉重，共有几十个大木箱的货载，总共动用骡马等牲口五六十匹；押车的是两个着装古怪的青年人……官方在太原迤南的榆次截住这个车队。检查人员在关口查验。打开一箱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花了这么多钱，运这么多箱货物到北京，难道就为这些破砖烂瓦吗？”李济从容回答：“都是一样的，请你们每箱都打开看就是。”第二天装火车，搬运工人又生疑窦，议论纷纷。李济结束西阴村发掘的归途。

后来一位车站职员自以为是地告诉工人：“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可以提炼值钱的东西……”这番话，给了李济意外的启示，他后来在《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中写道：“提炼”一词或确能说明这一研究工作的性质，至于提炼出来的是不是“值钱的东西”，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问本身所涉及的，并非远离日常生活很远；凡感官所能接触到的，都是知识的来源；无论粪土还是珍珠，在学问上并无先天的区别。只有靠小心“提炼”得出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准确的知识”。

１月１０日，李济、袁复礼回到北京，清华国学研究院召开了欢迎他们的茶话会。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与国学院全体师生出席会议，听取了李、袁两人所作的报告，群情振奋，欣喜逾常。据戴家祥回忆：“那次欢迎会，李（济）老师首先说明……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层挖下去。袁先生接着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到某地，我敢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欢迎会上有如下场面：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戴家祥：《致李光谟的一封信》，载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２７４—２７５页。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正式发掘报告中，也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８页。西阴村发掘，扩大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分布的版图，但李济对安氏的“彩陶文化西来说”表示谨慎的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有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这句话根据在一个极紧要的观察，到现在这个观察还没有得到相当的解释。比较各处带彩的陶片的做工及厚薄，中亚及近东的出品很少可以比得上仰韶。比较西阴村与地质调查所陈列的甘肃的仰韶期出品，那西阴村的出品又细致的多。换一句话，西阴村的陶人等到陶业发达到很高的程度方着手于加彩的实验，甘肃的陶人却在陶业尚粗糙的时候就加彩了。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甘肃先有带彩陶器的证据。这种解释也与那西方起源说暗合。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那甘肃的做工是否到过西阴村最高的境界，那甘肃不带彩的陶器的种类是否有西阴村的多。这两点要没有研究明白，那带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动的方向，我们不能断定。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８１页。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正式建立，也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1）

第一节　国学院的*云散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那时的清华园，学术空气浓厚，学人气象恢宏，即使学术见解相左，也都出于公心大义。“五位导师”，坦坦荡荡，君子之交，和而不同。然而，好景不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农历五月初三），是清华放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雇一辆洋车前往颐和园。他匆匆掠过身边景物，径往佛香阁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阶前，点燃纸烟，陷入沉思，很快扔下烟蒂，踱到昆明湖边，纵身跃入水里……

待人救起，王国维即已气绝。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四元四角银洋，还有一份前一天草拟的遗嘱，文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句子。入殓之后，停灵于清华南边的刚秉庙。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马衡、容庚等学者。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告别，行三跪九叩大礼。他挽词中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王国维的死因，李济倾向陈寅恪的“殉文化说”，更为明确地提出是出于“人生观”方面的原因。６月２日那天，正是李济的生日，这件事也许会带给他难言的“刺激”？

１９２８年，清华研究院同学会决定募捐为王国维立碑纪念。据戴家祥记录下当时的募捐情况，梁任公捐五百元，陈寅恪捐二百元，马衡捐一百元，校长严鹤龄和李济、林宰平及几名助教各二十元，同学也有多人捐二十元，赵元任和吴宓没有捐。吴宓在３月２３日的“日记”中写道：“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７—８访陈寅恪，托其婉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募捐事，捐与不捐，捐多捐少，各自表现不同，反映出对王国维自沉事所持的微妙心态，也表现出对传统礼俗的不同态度。

１９２８年，梁启超因肾坏死住进北平协和医院。他在接受肾脏手术治疗时，被美国医生切掉了好肾。当时西风东渐，国人多不了解西学，为维护西医的声誉，以促西学在中国传播和推广，梁启超阻止学生徐志摩等上诉法庭，放弃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自己承受全部痛苦。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梁启超逝世。享年五十六岁。王国维、梁启超的谢世，标志着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落幕……

１９２８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学术化、*化、纪律化、军事化，学校脱离外交部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原为留美预备的清华学堂改为四年制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理法工四部诸系也将共同筹建一所规模完整的研究院。于是没有本科基础，只收专门国学人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于１９２９春宣布永久停办。事实上，早在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就人去楼空，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都已走向中国的“阿卡德米”。

第二节阿卡德米与傅斯年

在雅典城的西北郊，有一处被称为“阿卡德米”的幽*林，是为纪念英雄阿卡德莫斯而命名的。传说中的阿卡德莫斯为挽救雅典遭受毁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公元前３８７年前后，哲学家柏拉图走进那片林子，在阿卡德莫斯英灵的感召下，他留在那里，建起一个类似现代大学的学术基地，有场地、房舍、园林，还有一批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和无数慕名而来的学子，其中数学和哲学最受喜爱。柏拉图学派活动时间长达九百多年，直到公元５２９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贾斯蒂尼安（Justinian）以取缔异教为名，查封了此地。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2）

真理的火种，复燃于１６世纪前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当时许多团体都自称“阿卡德米”。１６２６年，巴黎的法兰西修道士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１５８８—１６４８。把自己的修道室办成了科学家聚会交流的场所，称为梅森学院。以后*转到哈巴特·德·蒙特摩Habert　de　Montmor，１６００—１６７９。家中，改称自由学院。１６６６年在自由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国王路易十四亲自招聘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到那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怎样称呼他们呢？大家又想起阿卡德米。于是，在法国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它的西文是Member　of　Academy，直译成中文是阿卡德米的成员。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蔡元培分别致函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李济、谌湛溪、徐渊摩等，诚聘他们为地质研究所筹备委员，并参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筹备。李济被提名的缘由，估计与翁文灏、李四光的推荐和丁文江的支持有关，也缘于人类学博士又从事过河南新郑与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实绩。尽管“筹备委员”只是一种名义，但李济参与中研院筹备的资格无可置疑。

１９２８年６月９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院长蔡元培采纳了筹备委员朱家骅的建议，这个机构的对外名称就用Academia　Sinica的拉丁语，译名“阿卡德米”。当时的法案把中研院的地位定为国家的“最高科学研究机关”，次年修定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到１９４７年又修定为“学术研究最高机关”。中研院先是隶属大学院，后直隶国民政府，几经变化，但从诞生之日就占据着中国学术界最高地位。中研院总办事处设在南京，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心理等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改为动植物研究所。。最初，并无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规划，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傅斯年傅斯年（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身出名门，家学渊源，在北大期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为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后转而负笈英德留学七年，潜心于各门西学，并以历史学见长。赶到南京，说服蔡元培，决定在中研院筹创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３０年中研院召开首届院务会。（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以傅斯年为所长的史语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下筹设史学、敦煌材料、文籍校订、汉语、汉字、民间文艺、考古学、人类学八个组。创办史语所的动机，曾见于傅斯年撰写的１９２８年度报告书：“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言语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６７—６８页。

如何办史语所？傅斯年提出：“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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