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
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
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
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人的生计。
姐姐是个乖巧的女儿,她一直守在父亲身边,按照她所能想象的一切努力履行职责——喂父亲吃饭、帮父亲按摩麻痹的半身、帮忙做饭。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姐姐也要成长到接受另外的要求。
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
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
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
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却见她坐在满是油污的泥地里,一个人呜呜地哭。我实在不知道我最合适的台词是什么,假装没看见,仓皇地逃回家里。
姐姐做饭慢了点,和自己身体发脾气的父亲凶了她一声,她一看到我回家,把我拉到一旁,嘟着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
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
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
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
当然没有人回答。
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
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
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
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
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
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
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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