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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些人建议她给毛泽东、江青写信。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对自己被捕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于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写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总的情况，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为，想您大体是了解的。”　她希望江青能如实作证，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徐明清恐因江青没收到信，又于6月19日重写了一封，但这发出的两封信都如石沉大海。一直挨到了11月份，无奈中心存一线希望的徐明清，再次提起了笔，给江青写了第三封信，恳请她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自己的历史清白作证。

然而，徐明清的希冀还是破灭了，江青对她的请求根本未置一辞。徐明清家人说，以当年徐明清曾照顾过落魄时的江青这种关系，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几封信，却不予理睬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结果在“文革”那一段惨痛的日子里，徐明清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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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被押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倒了台。

“文革”中惨遭批整的徐明清与民众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然而让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竟会于此际突遇天降之祸，蒙受了一场更为不堪的冤屈。

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江青的历史和罪行时，从江青档案材料中发现，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学团时，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领导，两人有过一段来往；1937年在延安时，徐明清还为江青写过一份证明她在上海参加过革命活动，表现进步的材料。

于是，专案组通过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发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记得，在那几天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带着一个书记员，每天乘一辆灰色吉姆车来王观澜家，一谈就是一个上午，非常严肃，连口水也不喝。他们要求徐明清站在党的立场上，揭发江青的叛徒问题。

但徐明清认为自己并不知晓江青的叛变情节，无法作出揭发。

就此，有关方面以“帮助江青混入革命队伍，给江青写过信，长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将徐明清关押在一个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点的一个小房间里。

徐明清说，那个房间的窗户都用报纸封糊着，丝毫看不到外面什么样子，屋里一团漆黑，白天都得点着灯。有四、五个女看守一直看管着她，连上厕所也要跟着。这里既是隔离室，又是审讯室，写交待材料、逼供审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

徐明清如实写下的材料，被专案组的人认为她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态度，“不老实”，认为她在“包庇”江青，总也通不过。每次谈完话，那些人都放下几张纸，让她继续写交待。几轮下来，他们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这些人急了，大声训斥徐明清：“你这个人，是吃罚酒，不吃敬酒。让你写江青怎么叛变的，你写了不就没问题了吗，不就立功了吗！”“你要立功啊！”

徐明清说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不知道她被捕后是否叛变，

更不知道她叛变的细节，我怎么能写呢，我也写不出来啊。”

于是他们继续对徐明清实行“车轮战”，一天提审数次，就在这样逼供的情势下，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写下了一份“交代”。

记得那一天，专案组人员给她拿来了一张16开大小的白纸，让她坐在接受审讯的小桌前，由他们口授，令徐明清一句一句照抄。徐明清说，当时她头脑昏沉，字写得很潦草，因是一句一句不连贯写的，她并不太清楚整体内容是些什么。

直到后来，专案组又拿来纸，要她重新誉写时，她才明白了这份材料的内容，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假徐明清之手，炮制的一份假口供。

徐明清感到自己被耍弄了，内心非常痛苦，一再强烈要求收回材料。但是没人理睬她，她只能在黑暗的小屋里痛哭不止，最后陷入神志不清，以致不能控制自己的状态。

两个多月后，徐明清被逼迫写的那份“交代材料”，被影印收入一份“红头”文件，即《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之中，于1977年3月6日印发全国。文件的按语中说：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正是这样的一份中央文件，让徐明清的名誉扫地，而且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被秘密逮捕押往秦城监狱

1977年春节过后，徐明清被宣布逮捕，就被押往了秦城监狱。从关押到被捕，始终都是秘密进行的，甚至连她的丈夫王观澜和家人都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她的户口也被强制吊销了。

在秦城监狱，徐明清作为重要###，被关进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监房，屋内除了床和一张写交代材料的小桌外，门上还有两个洞，上面的供看守人员可时刻观察犯人活动，下面的是用来送饭的洞口。

她睡觉都必须脸朝门洞，以便让看守监视。从入狱始，徐明清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一个缝在她囚服上的囚犯编号——24号，就成了她的代号。除了每天的几分钟放风时间外，徐明清在这间昏暗的囚笼里苦苦熬过了数百天。

入狱后，专案组仍会不断地来提审她。徐明清条件反射一般，反复重复着一句话；“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乱说！”对专案组提出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她更是无法回答，只好沉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公报鲜明地提出“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这，给徐明清带来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部分了解徐明清历史真实情况的老同志不断反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开始着手调查，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着手清理冤假错案，他在一次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四人帮”粉碎后，我们还在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快放，他一口气说了二十几个被乱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胡耀邦的这番话表明，中央组织部已经注意到了徐明清的冤案。

1979年3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监狱长忽然来到徐明清的牢房，对她说：“你身体不好，决定让你进城看病。”并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徐明清感到很奇怪，心想：自己身体一直不好，拖了这么久，也只让狱医给开点药，这会儿为啥让我进城看病呢？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心里纳闷。

一会儿，一辆轿车把徐明清从秦城监狱送到了北京公安医院。徐明清被安排在一间单人病房，门口站着卫兵，虽然行动仍受到管制，但伙食有了改善，每天由医生为她检查身体，治疗调养。

在医院安住了一个多月，原来已被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徐明清，总算恢复了一些体力，脸色也渐好转起来。

一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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