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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沉吟良久，贾亦斌坦诚地对韩浚说：“这个军参谋长的职务，我无法就任。抗战期间您邀我任师参谋长，我不曾稍作踯蹰，畏死不是贾亦斌的习性！八年抗战，我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那是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而现在需要的是建设，是和平民主。不置身内战前线，这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希望您能理解。”

就这样，贾亦斌在陆大毕业后，没有重返战斗序列，而是经另一位老上司的推荐，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就职。不料，从此与蒋经国有了一段不解的恩怨。

蒋经国对几乎同龄的他另眼相看

2、国民党政府甚至着手准备再次迁都西昌“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今天忆起，还是那样叫人砰然心动如何安置青年军10万知识青年，顿时成为一大难题蒋经国　　不能不对这位与他几乎同龄的贾亦斌另眼相看

言及“青年军复员管理处”，不能不先对“青年军”做一番解说。

青年军创建于1944年秋季，由于日寇经不起持久战的消耗，急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更直接地从南亚获取支撑战争的资源，再次调集可机动的部队，大举进犯湘桂，贵州独山要塞随告失陷，陪都重庆因之震动，国民党政府甚至着手准备再次迁都西昌。

为了解此危局，蒋介石提出组建青年军的动议，他发表文告，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河山一寸土”的口号，激励热血青年从军屏寇。蒋经国、蒋纬国等国民党政要子弟率先报名从军，以示垂范。很快，以知识青年为主的报名从军者即达10万，响彻西南山岳的“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今天忆起，还是那样叫人砰然心动。

1944年冬，由罗卓英为总监，彭位仁、黄维为副监的知识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成立，在对青年从军者加以短期集训后，组成“知识青年远征军”9个师，派驻川、陕、滇、黔、闽等省。

蒋介石非常重视这支新军，团以上军官全由他亲自审定。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中将主任的蒋经国，亦费尽心机对之加以控制。他重演通过培养青年干部，自成体系，立足赣南的故伎，创立青年军政工干部训练班，且亲自主持训练。

他与学员同吃同练，培养感情，树立威信，凝成一体，然后把他们逐级配置在青年军中，以政治工作网，实现对该军的控制。他的目的达到了，“太子军”之称不胫而走也就不属空穴来风了。

可这青年军，除少数几个教导团开赴缅甸、印度，参加了远征作战外；绝大多数将士，则因不久日本即宣布投降，连向敌人放一枪的机会都没捞着。青年军成军了，战争也结束了，可如何安置这10万知识青年，顿时成为一大难题。因为当初创建时，国民党政府曾许诺：胜利后复员可享受优渥条件。

知识青年是最敏感富于冲击力的，倘若许诺不能兑现，势必要激起强烈反应，或者使青年们背离国民党而倒向共产党，或者搅得社会动荡不安。又是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成立了以军政部长陈诚兼处长，蒋经国、邓文仪、彭位仁为副处长这样高规格的“青年军复员管理处”。

管理处分就学、就业、联络、总务四个组，老上司彭位仁要贾亦斌出任管就学的第一组少将组长。贾亦斌的理想，是留校继续“新国防论”的研究。可刚刚拒绝了老上司韩浚，不好再薄这位彭老上司的面子；想想复员安置工作，与预备干部制度理论又关连，便应了下来。

彼时准备复员的青年军有73000人，而要求就学的逾33000。依优渥条件，高中读过两年以上及高中毕业的学生，可免试上大学。但###门和各大学则不愿或不肯多接收这类复员军人。饱尝失学之苦的贾亦斌，颇能体谅渴望就读大学的复员人员的心情，他不辞疲惫地多方奔走，唇焦舌敝地与有关单位交涉争执，最终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一组的差事，是复员管理处预料中最棘手的，即便费尽心机，也不免有些遗留问题继续拖累人。但贾亦斌却以他的诚挚与韧劲，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故而当他将工作过程向处务的实际负责人蒋经国汇报时，使蒋经国在初次打交道中，就对这位同龄人另眼相看。蒋经国随即在公开场合表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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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要和他单独谈谈

3、不怕死，应列为军人必须品质之首　　“我把‘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镌刻在母亲的墓碑”

就在被表彰的那段时间，贾亦斌的《论预备干部制度》陆续被《曙光》等几家报刊发表。这在国民党军中，呼吁建立预备干部制度的肇始之声，不会不引起早萌接班志向，且已着意筹组自己体系的蒋经国的特殊的关注。今朝预备，明朝……；有所作为的执政，离不了拱月星云般一流人才，而预备制度，提供了精英脱颖的土壤和机遇。“贾亦斌”这个名字，他记得更深了。

不久后，在一次处务会议结束时，蒋经国请贾亦斌留下，要和他单独谈谈。

“彭诚一（位仁）曾多次向我介绍过你，说你在对日作战时很勇敢，胡宗南大哥和第一军的朋友们也都如是称赞你。”蒋经国开诚布公：“不怕死，是应列为军人必须品质之首的，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那也许是他们对我有些偏爱，说起来难免过头。我青年失学，许多渴求的知识没能学到，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自幼记住了，战场上不过身体力行而已。”

贾亦斌继续说道：“若细究在战场上不怕的原因，恐怕还与日军的暴行刺激相关。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我曾亲眼目睹活生生的孕妇和她的两个孩子，顷刻被日军的炸弹炸得血肉模糊，孕妇的肚子被炸开，腹中婴儿临死前的蠕动；我亲眼目睹我的部下和士兵们，在日军的炮火下丧生……所以我抱定一个信念，就是宁死不当亡国奴。”

这些话很朴素，却勾起有相同经历的蒋经国的内心漪涟：“我的亲生母亲也是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的，我悲痛至极，殓葬了母亲，却殓葬不了哀悼的悲愤和复仇的决心，我把‘以血洗血’四个大字，镌刻在母亲的墓碑。看来，抗日爱国，我们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感慨之后，蒋经国告诉贾亦斌，他刚刚读过《论预备干部制度》，许多新见解令他感兴趣，希望贾亦斌谈谈研究这一问题的起因及具体操作设想。

贾亦斌说致力于这一问题，首先起源于抗战中的感触，战时的伤亡巨大，合格军官匮乏的矛盾非常突出；继而又有感于战后的复员安置，军官突然显得多了起来，安置稍不得当，事端乱子便此起彼伏。预备干部制度的建立，恰恰是治疗这一结症的药剂。

“现代战争要全国动员，要做到官皆将、民皆兵，平战合一、文武合一。战时征文为武，平时转武为文。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军事思想，现代美国和土耳其也有这方面的经验。”贾亦斌侃侃而谈，蒋经国听得频频颔首。

最后，蒋经国又询问起贾亦斌何以能那样投入地做青年军官就学工作。贾亦斌回答说他首先是身在其位，必须履行职责。再则是自己曾饱尝失学痛苦，将心比心；特别是这些青年是在民族危亡当口，放弃学业，并准备牺牲性命报效国家的，政府理应对青年的热忱给予回报，更何况有诺在先。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资格与资产是成正比的。小有钱的读小学，较有钱的读中学，很有钱的读大学，甚至出国留学。而资格又与做官成正比，学历越高，官做得越大，这种官僚哪里懂得民间疾苦，哪里会做人民公仆！所以我想使这批爱国青年在服役后能就学，真正做到文武合一，战时能报国，平时能为民服务。”

蒋经国再次被贾亦斌朴素的语言感染，他拍拍贾亦斌的肩说：“你这些见解，讲到我心里去了，我想我们今后会成为能长期合作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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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主动要求做证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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