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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2页）

傅索安这次执行的算是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任务，但她不是行动执行部的特工，当时她的关系已转往第六部，所以按照规定应当向第六部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亦即所谓的“述职”。克格勃规定：出国执行任务的特工，向组织述职时间必须在抵达莫斯科后两个小时内立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刻进行，否则将视为违反纪律处理。傅索安踏进第六部那层楼面时，内卫问过姓名，让她去第五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三名克格勃军官坐在那里等着她了，其中一个傅索安认识，是当初她从日本执行暗杀任务时主持述职的奥列格少校。见傅索安进门，三人站起来，—一跟她握手。奥列格少校指着其中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向傅索安介绍说：“这是技术管理局的专家。”

傅索安听了，暗松一口气：看来，他们并没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则，技术管理局的专家就不会来了。专家来这里，是想当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体经过情况。奥列格少校仍是这次述职的主持者，他说了声“让我们开始吧”，他的助手马上按下了录音机的键钮，并准备记录。

傅索安已经有了述职的经验，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她在返回苏联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经把述职内容反复考虑过，连什么环节用什么措词都已经准备好，所以说得很顺畅。尽管如此，也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她说完后，奥列格少校点点头，微笑着说；“傅，你具有当一名作家的才能，叙述事情很流畅，思维相当清晰。作为述职主持者，我暂时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要提问的。当然，按照程序，你还得写一份书面述职报告，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来。您有什么问题吗？专家同志。”

那个技术管理局的专家点点头，提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死亡老鼠”方面的，纯是技术问题。他听傅索安再次说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后，不无感慨地摇着脑袋；“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啊！”

傅索安说；“行动失利后，我想了想，应当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哦！”专家一愣，随即睁大眼睛盯着傅索安，“真是这样吗？你说说看！”

傅索安其实纯是即兴发挥，当下便借口开河：“我想可以给每套装置配上一个备用“老鼠”，一旦一个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换上另一个。因为通常说来，不可能接二连三发生这种意外事的。”

专家闻言大喜：“说得对！哎，我们这么多科学家聚在一起每次讨论没解决的问题，给你这么一点就基本上解决了！”他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下了傅索安的建议。

口头述职进行到这里，算是暂告段落。接下去，是让傅索安写出书面述职报告，由审查人员比照录音和记录进行反复检查，技术管理局的专家也将对傅索安带回来的那个仪器进行检查鉴定，如果都没有疑问，那就不会再找她。反之，则需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口头述职，实际上也就是审查。

当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她一进房间就往餐厅打电话让送来酒菜，独斟独饮，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个澡就睡觉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时间写完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送上去后，她闭门不出，静候结果。此时倒也心定，寻思事情反正已经如此，就只能听命运安排了。照她分析，这次述职应当是通得过的。

果然，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马上去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傅索安赶到那里，奥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职报告已经通过。按照惯例，克格勃请傅索安吃了一顿饭，尽管未完成任务，但因不是她的责任，还是发了三千卢布的奖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盘：接下来最起码得让她休息一个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节，红场要举行例行庆典，她叛逃来苏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一次也没观看过庆典实况，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次倒是个机会，可以去红场直接看看了。但是，这个算盘显得过于一厢情愿，酒还没喝几杯，在场的一位中校已经通知她了：根据人事管理局的通知，决定把她仍调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动身。

傅索安心里差点骂娘，但外表却声色不露，连连点头。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摆布的滋味，这和她一向桀骛不驯的禀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

屈指算来，傅索安离开这所学校不过一年，但这里的变化却相当大。校舍扩大，还新开了几个科目，比如专门研究制造假人民币。

假粮票、假布票等票证的特别一班，专门负责制造假情报提供给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别二班，等等。在这里接受训练的人数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台湾、澳门、越南、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以及苏联和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招来的，傅索安意识到苏联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仍是布特卡少将，他在傅索安抵校报到的当天便予以召见，直接向傅索安谈了工作安排问题：学校已经设置了一个拥有四万册中国书籍的图书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专门负责，而是由俱乐部工作人员兼管着，这既不正规也管理不好，现在傅索安来，正好负责此事。布特卡最后说：“至于待遇，你仍和其他教官一样。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饷数额、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样享受。”

傅索安听了很是高兴，这样，她既不用和那些学员打交道，也和特务工作告别了，还能看大量中国书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马上表态眼从安排。其实，傅索安应当想一想，克格勃为什么对她的工作作了这样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务学校都有一个规定：不论学员还是教职员工，包括校长，只要调离一所学校了，就永远不会再让他回到这所学校。而傅索安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直到傅索安后来离开这个世界后，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部分范围内悄然传开；原来，傅索安在从香港返回苏联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闲得发慌，便去船上的医务室和船医聊天，渐渐混熟了，她便让船医为她“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在她离船后得出了结论：肝脏疑有肿瘤，估计是恶性。船医当即报告政治委员，政委便火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了。对外谍报局认为以如下方式处理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绪波动，加剧病变或者发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医院治疗，因为如是肝癌，一般说来是回天乏力，即便治愈，傅索安也不能再干特工了，而由于她是中国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稳定性，所以难以安排工作岗位和定居地点。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观其病况发展而定，如果良性肿瘤，则可在学校医院动手术治愈，反之，则让其死于学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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