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军故作豪迈地站起身来相约,大声叫道:“好,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今天就让你们打一次‘土豪’。”
突然,他又神秘地一笑,把脸转向了陶玉清,喝道:“今天有陶总在,就别让我我来充这个大尾巴鹰了。还是让我们的陶大老板光荣光荣吧!”
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大家相拥着出了东海大厦,一路奔向了“谭记香辣蟹”。 。。
第 四 回(1) 秣马厉兵广布销售网 约法三章遥结同仁心
第四回(1)香辣火锅
初到武汉来的时候,柳云涛为了满足自己探幽发微的猎奇心理,经常向朋友探究:泱泱大武汉,除了闻名中外的黄鹤楼外,有什么历史悠久的名优名吃是属于自己独有,而别的地方少有或没有的呢?
又打比方说:诸如北京的全聚德烤鸭,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西安的羊肉泡馍,云南的过桥米线,等等,等等。
到底有没有呢?
朋友们都一时答不上来,经过一次次搜肠刮肚的冥思苦索,终于找不出来,只好回答说:没有!
在柳云涛孤陋寡闻的印象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称“大”的城市只有两个:一个是大上海,另一个就是大武汉了。连曾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南京和现而今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历史上都从未称过“大”。为什么在史称“九省通衢”的泱泱大武汉,会没有历史悠久的招牌式的名优名吃呢?
柳云涛感到非常奇怪,奇怪的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朋友们帮助解开了这个迷。
朋友们解释说,泱泱大武汉就是因为历史上交通特别发达,才“大”起来的;也同样是因为有天然就特别发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使她失去了本该保有的饮食文化特色。然而,又是因为有这四通八达的交通和畅达的物流,才促使楚天之下的饮食文化融入了更加深厚丰富的内涵。
“谭记香辣蟹”就是鲜明生动的一例!
“谭记香辣蟹”虽然火爆江城,但却不是龟蛇山下土生土长的“宠儿”。移植创立这一名吃的老板姓谭,来自堪称中国麻辣中心的火锅名城重庆。
重庆火锅集川菜麻、辣、烫之大成,是火锅饮食文化的宗师,素有辣嘴不辣心,麻、辣、烫、鲜、嫩、脆色香味俱佳的口碑。“谭记香辣蟹”自火锅名城移植而来,自然就将这种极具诱惑力的风味特色传承了过来。
常建军是个自认为档次不低的美食家,对“谭记香辣蟹”这种风味名吃自然不肯放过,因而就成了这里的常客。
当然,常建军把今天“打土豪吃大户”的饭局安排在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这里的饭菜价格特别公道,公道的就连最为普通的工薪阶层都可时时光顾。
在北方,一般上点档次的酒店、饭店,吃饭大都要讲究雅座、雅间,把食客封闭在一间小鸽子笼式的房间里尽情地享用。在武汉这个地面则不然,好多酒店、饭店都把营业的重点战场放在宽阔畅亮的大厅里。好象不这样铺排布置就不足以显示武汉之“大”。常令一些初到此处的游人心里引起阵阵强烈地震撼。
一进“谭记香辣蟹”的一楼大厅,就如同闯进了九里山下的“十面埋伏阵“,人生鼎沸,笑语喧哗,闹成一片。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厅里,餐桌一张挨着一张,火锅一个连着一个。随着人流的涌动,人影的起落,让人有一种”沙场秋点兵“的感觉。
常建军领着一哨人马挨挨挤挤走了好半天,才走到了大厅的深处,找了一张餐桌团团围着坐了下来。
餐桌桌面中间安放着一个直径有三四十公分的金属盆,盆中央立着一块蛇形的隔板,将辣汤和素汤分开,这就是人们俗称的“鸳鸯火锅”了。
落座之后,常建军点手数了数,计有柳云涛、陶玉清、欧阳荣、葛忠、阮丽和自己六人,不等餐厅服务员把菜单送上来,就一二三四地把该上的菜都给点齐了。
上桌的第一道菜是一大盆胖头鱼鱼头。每个鱼头看上去有整体的三分之一那样大,除去真正属于鱼头的部分,还带有一块鱼身。常建军讲解说这是千岛湖天然的有机鱼,火锅店只卖鱼头,鱼的下身另做下脚料处理了。柳云涛深以为可惜。
酒过三巡之后,大家正嚷着要向东道主敬酒,常建军的坏水又冒了上来。他笑喝道:“今天我这个‘土豪劣绅’可不能白当,你们各位要来打土豪吃大户,要人人痛说一段革命家史!怎么样,葛老弟,你这个贫雇农代表是不是先上台来诉诉苦?“
“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老弟兄,讲出来也没什么新鲜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是让柳总说一说吧,大家鼓鼓掌!“葛忠来了个移星换位,顺水推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柳云涛。
柳云涛笑道:“你们这是拉帮结伙,欺侮我这外乡人哪!我又不会讲故事,哪有什么好讲的!”
陶玉清拍手道:“您老兄就别谦虚了,就给我们讲上一段吧,讲点有趣的事让大家乐一乐。”又道:“不如这样,您就讲讲鱼粉的事,秘鲁的事,我这股东都当了好几个月了,还不知道秘鲁鱼粉是怎么档子事呢?”
常建军拍手叫道:“好,好!云涛兄就讲讲怎么和秘鲁鱼粉结缘的吧,我们也好开开眼!”
柳云涛手端酒杯,用目光沿着桌面扫视了一遍,见欧阳荣、葛忠、阮丽也在用期待的眼光看着自己,便呵呵笑道:“讲就讲,不过我讲的时候你们各位可要洗耳恭听,不能让我白费了唾沫!”
“从哪里讲起呢?”柳云涛自言自语地思讨着,“还是从我做的第一单进口鱼粉说起吧!这里面多少有点戏剧性,听起来才有点味道!”
“讲故事总得有个题目,我讲的题目就叫‘柳先生商海奇遇记’吧!”柳云涛牵出了自己的话头,便紧声慢语地讲了起来:
“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在我们当地一个县级市里担任经委副主任,专门负责招商引资搞项目,俗称‘项目主任’。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当时,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香港姓文的客商,名叫文家琪。他自称是大名鼎鼎的文天祥的后人。我们年龄相当,很谈的来,后来就交上了朋友。他的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是位华侨巨商,其经济实力仅次于印尼的华侨首富林绍良先生。
说起林绍良先生和林氏关系企业,常总应该不陌生,林氏关系企业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其固定资产分布在银行、金融、工业、海运、贸易、保险、旅馆、建筑等各个行业;下属有二十多家大公司,分布在印尼及世界各地。是一家规模宏巨的跨国企业集团。林绍良先生本人曾被美国金融杂志《投资家》列为世界十二位大银行家之一。
我说的这位文先生和林绍良先生是老乡,其家族的经济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他们父子很早就有意向回国内投资发展。但是在起初他们父子二人有很多的思想顾虑:一是自*初期以来咱们国家与印尼的国家关系一直不正常;二是文老先生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官出身,和当时在任的台湾的‘国防部长’是同学,又是个资深的国民党员。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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