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喧叫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他们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终年八十五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发了简短的消息。
他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第八部分:锤炼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历程 1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使“中国改换了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十五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八十多年间,从最初的五十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六千七百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在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如今,每二十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成年人而言,则每十五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
八十多年间,中国共产党确实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今日燎原之势。这清楚地表明,八十多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虽只十五个人出席,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的“频率”差不多每年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从中国共产党“六大”之后,间隔了十七年,才开中国共产党“七大”。然后,又间隔十一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再隔十三个年头,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大”。此后,转为正常的“频率”,即四年左右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三次会议,其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全国代表大会,那便是:
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
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就总体而言,宏观而言,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党。
大致来说,在一九二七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主要是发生陈独秀的右倾,此后反了右倾,却转为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倾。直至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才正确把握了航向。只是在他晚年,曾航向偏“左”。到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扭转过来。
以下用粗线条描述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程,权且作为本书的尾声: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当时党员五十多人。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当时党员一百九十五人。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三十余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的问题。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这次会议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四大”在上海召开。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党员九百九十四人。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为迎接革命新高潮作了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这时形势急转直下。会上,有三十八位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仍选出陈独秀为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蔡和森、李立三、苏兆征、张太雷、李维汉、谭平山、张国焘等二十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时党员已猛增到五万七千九百余人,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三个多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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