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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高严最终难逃法律的惩罚。

【案例分析】

“电荒”和“电慌”

有人做了结论说，“电荒”的真正根源在于国家有关部门对电力发展的“命令性调控”。这种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算不算摸到了缺电的症结，目前还很难求真或者证伪。

2004年，国家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由于披露了原国电公司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又引发了另一种“电慌”，那就是公众对电力行业由来已久的不信任情绪。如果说211亿元的违规金额还显得比较数字化、比较抽象的话，那么，审计部门向新闻界提供的一个典型“曲目”就生动多了：四年前，国电公司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人事干部会议，会期虽然只有短短三天，耗资却高达300万元，会议期间不仅有警车开道、歌舞团助兴，会议结束后，与会干部还领到了价值不菲的各种礼品；至于原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的参会待遇更是堪与国宾媲美，他在东湖宾馆所住的套房花费为6万元，“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就连抽水马桶都是重新购置的”。如此小会就这样挥金如土，原国电公司的体制*也就不难想像了。

国家电力公司这个庞大的托拉斯机构在2002年已经被拆分，总经理高严已经携款外逃，另一些高层人员则被拘捕，看起来，原国电公司的重大经济问题似乎已经“曲终人散”、水落石出，但是，长期的决策失误、僵化而富于官僚气息的管理体制到底给全国的电力系统带来了什么样的恶果，这种恶果到底会以什么方式“发作”，还远远没有得到厘清。也就是说，原国电公司的决策失误、贪污腐化、国资流失对于全国性的“电荒”到底做了多大的“贡献”，并没有权威性的解释，只是有人算了一笔账：原国电公司的违规资金足以新建十几座大型热电项目。

“电荒”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课题，“电慌”则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课题，它不仅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的转型，还涉及国家对垄断行业的管制方式，以及如何遏制权力失控之后的集团性*等等。从“电荒”的制度性成因看，要想真正解决“电荒”问题，肯定不是多建几座火电站那么简单，而是更应关注“电慌”问题，也就是要着力寻找电力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之道。从实际效果看，两年前的那次拆分只不过把一只“电老虎”变成了11只“电老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预期效果并没有实现。电力行业的转型只是“转”了，并没有成型，所以公众才不得不承受缺电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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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仁：“贪官总司令”的宦海浮沉（1）

刘方仁。陕西武功人。1962年毕业于沈阳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硅酸盐专业专科班。毕业后的15年时间里，刘方仁一直在九江3525厂工作。从技术员、值班长升至车间副主任。1983年7月，刘方仁当上了江西省九江市委副书记，随后任书记1985年6月升任江西省委副书记。从1993年2月开始刘方仁担任江西省七届政协主席仅仅4个月后他再次荣升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1993年1月起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是*中央第十三届、十四届候补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5年6月29日，68岁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获知了自己以后的人生结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刘方仁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661万元和美元万元予以没收。刘方仁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被告席的省委书记。

巨贪卢万里牵出“贪司令”

谈及贵州的贪官卢万里是无法被忽略的。卢万里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农民家庭，曾任贵州省铜仁地委书记、省交通厅长、党组书记等要职。卢万里自甘堕落，“跳水”捞钱的一个转折点是在1997年。这年贵州省政府换届，有一个副省长的职位空缺。已经调任省交通厅长卢万里认为此缺非己莫属，谁知副省长之位最后却旁落他人，卢万里因此心态严重失衡，转而寻求经济上的满足。1998年5月，贵州省公路工程公司总经理廖勇给卢万里送去30万元现金，据说是自己弟弟承包一项碎石机项目的好处分成。卢万里不加推托地收下了。从此，他走出了关键一步。

贵州省关山重重，交通闭塞，借修路而打通北上长江、南下入海的通道，正是其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与此同时，贵州又因为山地占到97％左右，修路费工费时费钱，短期商业效益不显著，因此获得修路资金一直难上加难。1996年至2000年“九五计划”期间是转折性的一年。在此期间，贵州用于交通建设的资金达到了亿元，较此前五年增加了六倍余。此后的“十五计划”中，资金继续投放。相对充分的资金迎来了公路大开发，亲自兼任贵州省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卢万里及其同僚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通过操纵招投标、骗标、工程层层转包、虚开工程计价单、篡改施工图纸等手段非法侵占了上亿元的国有资产。

卢主持修建的贵毕线，竣工后发现有些路段竟然比原计划窄了2米以致后来交通事故接连不断一年多以来已经有百余人在这条路上丧命老百姓称它为“死亡之路”。在1996年3月至2002年1月担任交通厅长的近6年时间里卢万里疯狂地收受了高达2500万元的贿赂当之无愧地成为贵州巨贪。

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免去了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然而仅仅一个月后，卢万里利用虚假身份资料在湖南省某市公安局骗取出国护照，经广东、香港非法出境，居然逃逸斐济。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仅隔一年，自以为“已经彻底自由”的卢万里还是被缉拿归案，引渡回国，以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贵州交通系统的特大贪污*集团的盖子被逐步揭开原贵州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有德和另外7名处级干部也被处理。

刘方仁：“贪官总司令”的宦海浮沉（2）

身陷囹圄的卢万里，为了立功赎罪，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更高职务的贪官——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5年5月10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0日公开宣判，一审判处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卢的一位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通关节”，卢便将其引荐给了省委书记刘方仁，见面时，便向“书记”奉上了一对价值万元的劳力士手表。

一对金光闪闪的手表，犹如金色的手铐，霎时铐住了刘方仁的“政治前途”，撕开了惊天大案的缺口，曾经以“勤政”而名噪一时的“封疆大吏”就此轰然倒地。

2003年4月25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经初步查明，刘方仁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帮助贵州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一企业主贷款、开发房地产、承揽工程，事后共收受贿赂人民币161万元、万美元（后又追查出受贿额500万元）；收受某外商所送名贵手表一对；长期与一有夫之妇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

如果从1993年的贵州省公安厅厅长郭政民以及贵州省“第一夫人”阎健宏的“落马”算起，我们会发现，众多高官的堕落已经形成一种“群贪”现象——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原地税局长罗发玉、原新闻出版局长姚康乐等，而刘方仁的落马，成为当之无愧的“贪司令”。

“扶贫书记”的权钱交易

比于其下属卢万里，刘方仁在贵州当地的口碑似乎并不太坏。由于人均收入长期处于全国倒数第一，贵州是众所周知的经济落后省份。作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著名穷困省贵州省的第一把手，刘方仁曾有“扶贫书记”的美誉。他曾经在多种场合誓言让贵州脱贫

2002年的夏天，刘方仁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所谈的一切曾让贵州人民深受感动，他说，中央提出抓住机遇，我们提出抓抢机遇。因为西部大开发对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机遇是一样的，谁抢抓，谁就受益多。所以我们提出贵州要抢抓这个机遇来加快发展。刘方仁认为，抓住了机遇，还应该对症下药。贵州经济不发达的症结之一就在于交通闭塞。对西部大开发“心要热，头脑要冷”。不能一阵风，不能赶浪潮，不能大呼隆，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第一是加紧修路刘方仁主政贵州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修路，试图变贵州的“三不沿”——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为南北连通、东西纵横的四通八达的通衢大省。贵州有许多资源优势，矿产、能源、旅游、生物等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交通不便，外面的东西进不来，贵州的东西出不去。，“要想富，多修路”这句老话对于贵州仍然十分受用。第二是退耕还林，也要实事求是。生态保护、退耕还林在贵州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实际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悉心解决：退耕之后，还什么林？种什么草？如果退耕之后，群众的生活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过越苦，退耕就是一句空话，你一走，群众就会复耕。而且，退耕还林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究竟是由农民自主选择种什么树，还是由政府决定？在贵州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民对市场的了解毕竟有限，自主选择难免有盲目的成分；但如果一概由政府决定，也不一定看得准。因为市场是瞬息万变的，而且种草植树见效比较慢，其中的风险由谁来承担呢？　。　想看书来

刘方仁：“贪官总司令”的宦海浮沉（3）

刘方仁的话使大家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实干的高级干部：“我们把交通建设作为贵州的第一个重点来抓。1993年我刚刚上任时，面对的是1000万贫困人口，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以及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到1999年底，已经有了713万人越过了温饱线，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由35％下降到10％。……我们的计划就是‘五年打好基础，十年重点突破，十五年初见成效’，按照这三句话去作，我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干好一天，到2010年，全省农村实现小康！”

朴素的百姓谁又能够想到，这位在所有场合都想着为贵州脱贫的省委书记，也在利用手中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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