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庙的偏房里,关公就在正堂里。丁庄人想发财都到正堂去上香,上了几十年,末了还是卖血挣了钱,也就扒了庙。不信关公了,信着卖血了。
信着卖血了,也就盖了这所新学校。
盖了新学校,爷爷也就常住学校了。
十几亩的地,在平原的旷野上,垒了红砖花围墙,在面东最上的地方盖了两层楼,楼窗上装了大玻璃,门口写了“一、一班”,“二、一班”,“五、一班”的木牌子,校院里竖了一个篮球架,大门口的铁门边上挂了“丁庄小学”的木牌子,这也就是着学校了。学校里除了爷,还有数学和文体老师两个人。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外庄人,一听说丁庄有了热病就不来教书了。
再也不来了。
死也不来了。
学校里,就只剩着我爷一个了,守着学校的门窗、玻璃、桌椅和黑板,守着丁庄和平原上热病满地的苦日子。
学校里,到现在都还有新砖新瓦的硫磺味。在这秋深的半夜间,硫磺味比庄里的新街还要浓。爷爷每次一闻到学校新砖新瓦的硫磺味,他心里的燥就会静下来,就会想起许多的事。这时候,黄昏过去了,平原上的静,川流不息的静,把学校包围着,像雾从学校漫了过去样。爷坐在校园中间球架的底座上,仰头望着天,让秋夜的潮气从他脸上滑过去。他有些饿,去沩县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因为饿,心里有些慌。因为慌,心里便如绳子勒着样。细绳子,每勒着疼一下,他的肩膀就跟着抖上一阵儿。
这一抖,他就又想起了那年春天的事。
那年春天的事,像草绿树发样铺展到了爷面前;明明白白着,像月光一样铺在他的面前了。
爷便看见了那年春天的事,明明白白着。
刮了风,树叶摆呀摆,肩靠肩地摆。这一摆,那年的春天就来了。县里的教育局长也来了,领了两个县干部,来庄上动员卖血的事。是仲春,庄里屯着很多春天的暖和爽,街上的清香扑鼻子。教育局长就在这香里,去找了村长李三仁,说了上边要组织百姓大卖血的事。
李三仁便惊着张大了嘴,说:“天呀,你让卖血呀!”
张大了嘴:“老天爷,让百姓卖血呀!”
李三仁不去开会动员丁庄人,三天后教育局长又来了,又让他组织丁庄去卖血,他便不说话,只蹲在地上抽着烟。
又半月,教育局长又来了,找着李三仁,不再动员他去组织丁庄卖血的事。不再动员他,却把他的村长给撤了。
把他当了四十年的村长给撤了。
开会宣布一下就撤了。
撤了后,李三仁还是张大着嘴,半天没有说出话。就在那会上,教育局长亲自动员丁庄卖血了,他在庄民会上说了很多话。说了前,说了后,说了发展血浆经济,力图民富国强的话,最后在那会上盯着庄民们唤:“我说的你们听见没?算我求了你们丁庄人,求你们说句话,不能我在这讲了大半天,你们的耳朵都忘在家里床上啦!”
他唤着,吓飞的鸡,离开会场老远咕咕咕地叫。惊吓了的狗,从主人身边站起来,对着局长汪汪地怒。狗的怒,又把主人吓坏了,照着狗的肚上猛一脚,骂:“叫!叫!谁你都敢叫,谁你都敢叫呀!”
末了后,那狗叽叽地叫着跑走了。
末了后,教育局长把手里的文件扔在了桌面上,泄气地坐下来。坐一会他就去学校找着我爷了。
在学校,我爷不是老师。可我爷算老师。最老的老师了。小时候,他能念《三字经》,会背《百家姓》,还能计算《万年历》上的生辰和八字。解放后,上边要求庄庄要有扫盲班,丁庄就在庄南关帝庙中办了小学校,我爷就去关帝庙里当先生,先教学生们去读《百家姓》,后教学生们在地上用木棍学写《三字经》,再后来,上边派来了专门教书的先生了,就把柳庄、黄水、李二庄的学生都集中到丁庄的关帝庙,由那老师开始去教“上中下,左中右”,和“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还有“一行大雁往南飞”。我爷不再教书后,就在学校打着杂。敲着钟。管庙里的东西不让别人偷。
这一管,就是几十年,老师的报酬是工资,我爷的报酬是厕所里的屎和尿。那屎那尿都归着我爷家里种的地,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过了几十年,庄里都把我爷当成老师了,学校发工资不把我爷当成老师看,可缺着老师了,要有人顶缺上课了,也都把我爷当成老师了。
爷不是老师。爷也算老师。上边的教育局长到学校去找我爷时,爷正在学校扫院子,听说局长要找他,脸上汪了红,把手里的扫帚一丢掉,忙慌慌地朝着学校门口走。急急地走,看见站在学校大门里的教育局长时,脸上的兴奋和秋天的景色样。
我爷说:“局长、局长,你屋里坐。”
“不坐了,”局长说:“丁老师,全县的各局、各委都到下边动员农民卖血呢,教育局分了五十个动员村,我这一到丁庄还没动员几句就碰上钉子啦。”
我爷说:“卖血呀?!”
局长说:“你德高望重哩,丁庄这时没干部,这时候你不能不出面。”
我爷说:“天呀,让卖血?”
局长说:“教育局必须动员出五十个血源村,丁庄你不出面谁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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