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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2页）

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

翌日中午十二时，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内人头攒动，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

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在下午二时多结束。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Ах，чертиполосатые！”（“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二十九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第八部分：锤炼李汉俊遭捕后当天被处决

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九时，在汉口空场（今焕英里），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中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的怒号，便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

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五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地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淑哭诉。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引者注：即李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薛文淑求救于耿伯钊（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旋即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就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后四个小时，便在枪声中倒下！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这才获释。

李汉俊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是有过殊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一九二二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包惠僧说李汉俊是“一九二二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说“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蔡和森则称“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对这一问题作如下注释：

“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二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一九二四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的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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