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第21部分（第1页）

只要想想湖北籍前辈文人聂绀弩、胡风、杨刚、曾卓等的遭遇，看看当世乡人胡发云、余世存、杨恒均、鄢烈山等的文章，我不知道熊召政老师是否汗颜。反正我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强权而又被迫害的名字时，我自觉惊惕惶恐而卑微。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极权在背后帮他们撑腰、屏蔽和删帖，余王熊诸位是否还能在主席位上，活得这么安全而自得。就像余秋雨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一样，熊召政指责我不应该伤害他这个同样的“受害者”。我倒想请天下士民一起来见证——在这个神奇国度，有活得如你一样名利权色兼收的“受害者”吗？

所幸我们都已看见了黎明，天亮之时，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

残忍教育

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残忍教育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残忍教育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能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残忍教育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的人，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呲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着张自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残忍教育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了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见拙作《地主之殇》】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残忍教育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技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喜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达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童年的恐惧

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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